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使效率失去环境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过分地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共同富裕却无实质进展。“效率优先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效率上去了，公平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却忽视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低估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难度。 （2）公平优先论
主张“公平优先论”的学者认为，公平是“天赋权利”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47]经济、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造成竟争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人格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损伤积极性，降低工作效率。市场机制本身的固有缺陷，使得按劳分配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人们过分地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效率的实现是建立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因而也是非正义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8]“公平优先论”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利益，不承认许多人享受了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总之，一项制度安排无论多么有效率，只要它不能保障公平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而且认为只有先保障公平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针对我国贫富差距严重的状况，国家分配政策也调整为“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了进步。然而，持公平优先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走入正轨，不必再强调效率优先，应该确立公平的优先性，以是否公平、平等判断一切政策的合理性。“公平优先论”不赞成以生产要素、个人能力、天赋作为分配的依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力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劳动力”，“科学劳动是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劳动，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它与一般的生产劳动相比较，更加复杂，更加曲折，更加艰辛，需要更高级更先进的科学劳动能力的付出”。[49]可见，过分强调平等必然导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分，严重影响人们各种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像过分强调效率一样背离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典型的例证。
(3)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
如前所述，无论是“效率优先论”还是“公平优先论”都是形而上学的，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国学者李闽榕认为,市场经济有7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
开放性、趋利性、排他性和局限性。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统一体。在市场经济中,一方面,平等性要求为市场主体进行竞争和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平等的基础，但竞争的优胜劣汰必然导致差距，使市场主体在新一轮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就将公平与效率蕴涵在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公平与效率不存在那种非此即彼、非长即消的严重对立、不可协调的关系。[50]阿瑟·奥肯认为，“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要“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51]效率与公平属于不同的范畴：效率对应生产力，而公平则对应生产关系。效率和公平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效率决定公平,公平反作用于效率。一定历史时期的公平总是和一定的效率相适应的，无论是超前的还是落后的公平观念和公平状态都会制约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普遍贫穷的“大锅饭”， 公平就会失去现实的物质基础而陷于空想；没有公平的效率就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并最终会影响社会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只有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才能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使二者达成良性互动循环。
“效率与公平并重论”认识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倡二者的良性互动，这无疑是对前面理论的纠正与深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