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琴而治”典故发微
“鸣琴而治”典故源于春秋时期宓子贱弹琴治县的故事。典出《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宓子贱，名不齐，孔子弟子，春秋鲁国人，曾为单父（今单县）宰，为政三年，任贤用能，常身不下堂，鸣琴唱和，把单父治理得物阜年丰，风淳俗美，人们称赞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据现存文献检索结果，“鸣琴而治”作为一个典故首次被引用应当是出现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百纳本）?卷一二六?列传第六六?滑稽》中：“‘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才能谁最贤哉？辩治者当能别之。”此后，“鸣琴而治”典故广为流传，常见于后世各类文献。“鸣琴而治”旧指无为而治，后多用此称颂官员善于治事或赞美德政，亦比喻政简刑轻，也被用来称颂县官吏治清明。
一、“鸣琴而治”典故内涵解析 （一）政清事简，清明之治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乍看似乎是有点夸张，其实在鸣琴的幕后，有许多被隐去的为政之举，诸如出谋划策、知人善任、简政放权等等，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形成政清事简的局面。不然，宓公何以能潇洒弄弦呢？
宓子贱“鸣琴而治”以琴理政之德受到后人的多方歌颂和赞扬，为千古所慕。在唐诗中就有很多诗作引用了宓子贱“鸣琴而治”的清明之治，或以子贱鸣琴治县其政清明为颂，或以之为勉。高?m《宋中十首》中“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写出了高适敬慕宓贱的鸣琴而治。杜甫《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用子贱之琴来称赞裴公，美其清正廉明。刘长卿《送宇文迁明府赴洪州张观察追摄丰城令》“陈蕃待客应悬榻，宓贱之官独抱琴。”是对友人的勉励，以古贤者宓贱弹琴而使单父大治相勉。李频《送寿昌曹明府》“惠人须宰邑，为政贵通经。却用清琴理，犹嫌薄俗听。”用“清琴理”言曹明府以琴理政，有清高之气。类似颂扬子贱以琴理政的文献很多，从这些文献中都可以反映出宓子贱“鸣琴而治”虽是以琴理政，却使得政清事简，是清明之治。 （二）以礼治邦，以乐化民
自先秦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倡导“乐以政通”的音乐功能观，强调音乐对政治的教化作用，它与儒家积极入世，关心伦理，参与政治的人生观相一致。《礼记?乐记》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可见，音乐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能发挥教育人民转移社会风气习俗的教化作用。正如《荀子?乐论》所说的“乐者圣人之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宓子贱在任期间，主张“仁
政”，倡导“爱民”，时常登高台鸣琴，宣扬教化，把单父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礼仪之乡。“鸣琴而治”典故是用礼乐教化百姓的充分体现。
子贱“鸣琴而治”言以礼乐教化人民，达到“政简刑轻”的效果。琴可以禁邪思，以正人心，人心既正，自然也就离“清明之治”不远了，正如明朝陆陇其所言“心无私欲，自然会刚；心无邪曲，自然会正。”在今单县城南护城堤内有一“琴台”，亦称“单父台”。它是单父人怀念宓子贱的仁政善行而自发修建的。琴台是一座政绩台，它传颂着宓子贱“鸣琴而治”的佳话，以致“琴治”成为后世地方官的追求，“宓贱之官独抱琴”，琴也成了贤者用以治世之器了。
汉代刘向在他的《说苑》中写道：“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王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而化之为贵矣”可见教化对治国的重要作用。以礼治邦，以乐化民，用礼乐教化百姓，是从意识形态上搞精神建设，从德治层面上搞政治建设。
二、“鸣琴而治”典故的现实意义
（一）核心内涵的继承――廉政之要，重在择人 数千年王朝兴衰更替，廉政一直是统治者治吏治国的焦点。所谓廉政，它既指静态政局的清正廉明，也指动态政治的公正无私，还指官场风气的正直良善，更指官员个人作风的廉洁正派。《晏子春秋》曰：“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可见，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