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80周年对遵义会议你了解多少
原标题；
遵义会议80周年：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20XX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1945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有明确的论断：它“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又指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就要用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对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进行比较，看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 分歧的实质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他的话还不便说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是两种指导思想：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同志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
时间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
再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周恩来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十分重要，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派到中国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重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内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关。第一次“左”倾错误集中体现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也直接受到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响。指示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当然，共产国际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是一无是处，如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它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
重大问题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极为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仍能出现并发展起一批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那是因为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实践摸索中积累起新的经验和认识，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只有走向灭亡。而当时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中心城市上海，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作方面，同根据地的通信联系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之间的根本分歧。 矛盾的激化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面，比起前两次严重得多，所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时间也长达4年之久。
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只会搬用那些书本教条来吓唬人、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的王明等人，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更大的支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提出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不顾敌我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称为“国际路线”，极端夸大革命力量，把反动统治势力看得不堪一击，认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已到了决战阶段；而把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灵活机动从而取得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正确主张斥为怠工、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来贯彻他们的“反右倾”斗争。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中遭到严重失败，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直接把持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一切大权。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他们在反对“罗明路线”的口号下，严厉打击、排斥以至惩办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根据地历来实行的正确主张的各方面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被剥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权，处于“靠边站”的地位。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会议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