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61发生于1992年的忻县钴60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
忻州.61忻县钴60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
忻县南关普通的农家少女张京生和她的妈妈张芳成了忻县惊魂动魄的名人。
她们一家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引来不少研究人员关注她们，在论文中张京生的代号是“京”。
弛名学者，专家，记者常常会不期而至。各大报刊杂志都刊登过他们一家的故事。 X 可恶的死神
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张有昌像往常一样出门干活。当时，小两口新婚不久，23岁的张芳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不到中午12点张有昌因身体不适回到家中。恶心、肚子疼，呕吐加剧,下午到忻州地区医院就医.
在忻州地区医院，医生无法确诊。带着身孕的张芳回家休息。张有昌的二哥张有双继续陪护，
11月21日张有双也病倒，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
11月24日张有昌岳父张丑寅和父亲张明亮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有昌开始脱发，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
兄弟俩被带回家。
12月3日，长达14天的折磨结束，张有昌告别人世。 12月4日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也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 12月5日张有双离世。
12月7日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
张明亮死前将儿媳张芳叫到床边，让她带上仅有的2000元钱到北京大医院求治，对她说：“我们死也要死个明白！”张丑寅实在不忍心女儿也像张家父子那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况且女儿腹中还有一条5个月的小生命，说什么也要救女儿这条命。此时的张芳，病情越来越重。她恐怖而惶惶不安，她茫然而迷惑不解。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 12月17日，年仅24岁的孕妇张芳在父母等亲属的陪送下，送进了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经查体,血色素:仅3.5g/Ｌ（正常值为110g/Ｌ～150g/Ｌ），白细胞数:0.4×109/Ｌ，后又迅速下降到0.2×109/Ｌ（正常值为4～10×109/Ｌ，临床上将低于2×109/Ｌ视为危险病人），严重脱发，并伴有牙龈出血，肿胀、咽喉红肿等症状。到了北京，张芳已经虚弱得不能走
动。
12月18日辗转奔波于几家医院之后，张丑寅带着张芳来到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市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室。这时，张芳的白血球细胞数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生命垂危.
张有昌家连死三人，找不到病因的消息不胫而走。南关人人自危，南关周围的人见了南关的人敬而远之。南关生产的菜也没人敢要，因为死神在南关徘徊。 病情确诊
12月18日下午3时许，北京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陆道培教授电话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毛秉智研究员、解放军30个医院内一科（放射病血液病专科）副主任医师黄世敏到医院会诊。一个小时后这几位专家准时到达医院，被邀请的还有全军环境监测总站副部长王功鹏、北京朝阳区医院传染病所所长等人。 北京人民医院对张芳最初诊断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患者进行了精心的对症治疗和护理，同时又请北京医科大学等有关单位和院内外多名专家进行会诊。在12月18日会诊时，毛秉智研究员提出的三点意见中曾明确提出建议作染色体检查，到12月24日陆道培教授又邀请国家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所长王作元研究员、白玉书研究员等3名专家到医院来再次会诊。王作元等3位专家听取了
院方对患者病情有关情况的介绍，检查病人后，由白玉书采集了患者血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染色体检查。
染色体检查通常需要培养48小时，再做制片和镜检分析。检查结果表明，在患者受检的300个细胞中，有134个畸形体，比例高达44.7%，而正常人双着丝粒体畸变率只有0.03%。毫无疑问，患者受到了过量的电离辐射照射。从而可以断定，张芳所患“怪病”是中度放射病，受照射量约2.3Gy，她的三位亲人也都是死于急性放射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凡与张有昌密切接触者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照射而受到放射损伤。 12月29日，即确诊的当日，工业卫生实验所立即向国家卫生部作了汇报。卫生部以卫生部信息第29期（出刊日期为12月31日）向中央报告。12月31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同志批示：“除抓紧给予张芳检查治疗外，应集中力量尽快找到放射源”。国务委员李铁映在“信息”上批示：“请电告山西省政府尽快查清”。 事故调查
山西省政府接到中央指示后非常重视，立即组成了以罗副秘书长为首的5人领导小组，负责事故调查处理。除罗副秘书长外，另外4人分别为来自省卫生厅、省公安厅、省环保局和省科委的领导同志。5人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公安、卫生防疫和后勤三个小组，明确了各组的职责，任务落实到人头。忻州行署和忻州市政府也成立了联合事故调查小组，一场紧
张的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在各有关部门及各级领导的指导下积极展开了。
放射性物品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危险品，何以能成为普通民工张有昌的囊中之物呢？这得从20年前说起。
1973年9月，山西忻州地区科技局为开展农作物辐射育种，从上海医疗器械厂（原二机部电光所）接收60Co放射源辐射装置，置于60Co辐射室中。1980年忻州地区科委（原地区科技局）另辟新址，地区决定将原址包括辐照室（源室及所附属建筑物）的产权划归忻州地区环境监测站所有。其间，钴源室和两间操作间仍由地区科委监管使用，一直到1981年9月。
1991年地区环境监测站因扩建急需拆除钴源室，经双方协商，地区科委同意将废弃的60Co辐照源送交山西省放射性废物库收贮。转送60Co辐照源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国家有关规定也很严格和具体。忻州地区科委聘请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两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韩景印和卜万成负责倒装收贮技术工作，收贮由山西省放射性废物库负责。
1991年6月20日，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韩景印、卜万成，山西省放射环境管理站陈宝田、李俊山，忻州地 区科委贺奇生及地区环境监测站有关同志研究倒装收贮方案。6月25日，在贺奇生提供现场情况并进行监督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