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色彩
《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奸臣屠岸贾的残暴狠毒与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貌似历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了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
屠岸贾为了个人私怨而杀害赵盾全家，为了搜捕赵氏孤儿而不惜下令杀死全国的小儿，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是他成为邪恶的化身，由于他得到昏君的重新，掌握了大权，这使得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为救护无辜而进行的斗争特别艰巨，甚至要以牺牲生命和舍弃自己的后代为代价，从而构成了全局惨烈悲壮的基调。鲜明的表达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人物形象
正面人物形象，作者赋予他们不畏强权，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他们性格的完成，实在剧情的展示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凸显的，显得真实感人。 程婴
最初受托救护赵孤时，还是处于单纯的报恩思想，而当屠岸贾下令屠杀全国所有半岁一些婴儿后，他舍弃己子的举动，就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赵孤，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无辜，他的思想境界明显地有一个升华的过程。狡诈的屠岸贾让程婴拷打公孙杵臼，以试其真伪。程婴为了保住赵孤，既要担当卖友求荣的恶名，又要亲手拷打共谋者，特别是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亲手将假冒赵孤的程子剁为三段，这都使程婴处于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巨大精神重负下。而程婴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强忍悲痛，始终不漏破绽。正是在这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程婴忍辱负重、沉着坚毅、视死如归的思想性格特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南曲戏文
最初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浙东沿海一带，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并未使南戏消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步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样式。
南戏在体制上较为自由，曲牌运用比较随便，剧本常以人物上场、下场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即为一场。表演不拘一恪，各类角色均可歌唱。戏剧结构的时空辕换相当灵活。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规定，曲调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的形式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能由一人独唱到底。最高成就是高明的《琵琶语》。 南戏和元杂剧在体制上的比较
（一）“折”是元杂剧的体制单元，元杂剧剧本一般由一本四折的创作惯例；而南戏的结构单位为“出”，它一般不受折数的限制；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长达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
（二）元杂剧的演出脚色分为末、旦、净三类，而南戏的演出脚色分为生、旦、净、末、丑各类；
（三）元杂剧由一人主唱，而南戏中任何脚色都可以演唱，演唱形式也灵活多样； （四）元杂剧一折只能采用一个宫调，并且不相重复，而南戏则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
（五）元杂剧一般以弦乐伴奏，南戏一般由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 元代散曲：
散曲之 “散”，与杂剧整套剧曲相对而言。剧中曲，粘连科白、情节。如作家纯以曲体抒情，则与科白情节毫无联系，即 “散”：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语言。既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口语体自由灵活，以及曲体某一部分章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艺术。比近体诗更多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元代散曲：《秋胡戏妻》
中国元代杂剧作品。石君宝著。这是一则早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事见刘向《列女传》，唐有《秋胡变文》。写秋胡新婚才三日，即被征召入伍，妻罗梅英在家含辛茹苦，侍奉婆婆。财主李大户倚势谋娶，遭梅英拒绝。十年后，秋胡得官荣归，在桑园相遇，竟调戏梅英。梅英发现调戏自己的竟是盼望多年的丈夫，顿感羞辱，要求离异，迫于婆母之命，勉强相从。全剧充满喜剧色调，但又写出了妇女的不幸遭遇，讴歌了她们的反抗精神。语言本色，成就较高。
三国演义：
试论《三国演义》艺术构思的特点以及人物塑造的方法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其运用虚实相间的艺术观念，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章学诚曾指出《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从文学的角度看，此说是符合作品实际情况的。所谓“七分实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三分虚构”则是指在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的精采片断，并附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使之在不影响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全实则死，全虚则诞。罗贯中游刃有余地运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作者在对作品进行艺术构思时，主要采用了似下几种技法：
（1）细心穿插，巧于构思。即对各种史料重新组织，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 （2）于史无征，采用传说。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需要而正史中又无依据的内容，大胆采用民间传说，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含量。
（3）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即将个别事件加以改动而成为新的情节因素。 （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5）妙笔生花，善于铺叙。即将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加以渲染铺叙。
艺术特征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法方面，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法。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突出的优势，直接以比较纯净的形态呈出。
《三国演义》中类型化人物典型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
（1）单一性。即重要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这一特征足以托起整个形象。
（2）稳定性。即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处于古典的静穆状态，强调本质、一致、必然、普遍，不强调性格变化，使主要人物特征反复出现在不同事件中，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3）和谐性。即让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性格复杂性。体现一种中和之美。这种和谐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使现象能比较直接地表现本质；二是回避理智与感情有矛盾，保持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祖，但它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推向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人物典型。
《水浒传》会出大题
试论《水浒传》人物塑造的特点以及小说语言的特色
《水浒传》把塑造绿林豪侠英雄作为自己的最高艺术追求，开始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一方面，作品中的绿林豪侠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勇”和“力”的化身，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下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情趣，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典型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
（1）传奇性与现实性，超人与凡人的结合。即既写人物的传奇色彩和超人之处，又写他们的性格弱点和成长过程，避免了因过分夸张而失真的毛病。
（2）惊奇与逼真的结合。即整个故事情节的高度夸张和具体细节的严恪真实的融合，使其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又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3）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即用讲故事的办法，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然后用工笔细描的方法，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4）稳定与变化，单一与丰富的结合。即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稳定中求变化，单一中求丰富，其性格既有主调，又有多个侧面。
《水浒传》的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说话”艺术的语言恃色。它以北方口语主要是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加工成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特色是：简洁明决，生动含蓄，表现力很强；写人叙事，多用白描，不用长段抒写，往往用几个字便便意态毕肖。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个性也很突出。书中绿林好汉的语言，往往能符合其身份、个性和神态。
《水浒传》：宋江人物性格特征与梁山英雄出路的联系
宋江谦虚谨慎，疏财仗义。他任人为才，具有高超的组织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创造了梁山泊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宋江的性格是矛盾的，忠义是他的本色，报君是他的信念，他把起义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政治手段，将招安视为义军最完满的归宿，其思想直接关系着梁山的成败，他是《水浒》的灵魂，是主题思想的体现者。
宋江年轻时曾任郓县押司，后因杀死阎婆惜刺配江州，被晁盖等人救上梁山，晁盖身亡后任梁山寨主。受招安后，宋江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酒害死。作为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角，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的朝廷忠臣--悲惨的结局几个阶段，宋江的一举一动决定了整个梁山泊的生死存亡。
出身和经历是形成宋江矛盾性格的重要因素。他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深受传统教育，一直希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走入社会后他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养成了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喜欢玩权术的性格;社会地位低微、与江湖好汉的结交使宋江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富有正义感。
宋江具有“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的“义”行。他的地位很低，是山东郓城县掌管文书的下级官吏，之所以驰誉江湖，主要是因为他的“义”。正因为有这种“义”行，所以人们把他称作“及时雨”。他酒后失态，被迫上了梁山。 宋江一直把梁山当成临时栖身之所，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跳板，根本不同意终身落草，即他的造反动机不纯。受招安后，他以“忠”灭“义”，性格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所以梁山好汉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一心归顺朝廷卖命的宋江也是落个被毒酒赐死的下场。
记住特点：1、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挥金如土，结交天下英雄豪杰。2、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求贤若渴，胸怀宽广。3、造反动机严重不纯，“忠”灭“义”，对梁山义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