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祖传珍珠衫赠之。归途中陈商与蒋兴同楼饮酒，一时兴起，竟以珍珠衫炫耀风流艳遇。归家后，蒋兴休妻。后，蒋卷入人命官司，已改嫁的三巧不顾一切相救，二人破镜重圆。
《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穷秀才莫稽入赘到团头 （乞丐头儿）家里，靠妻子金玉奴的帮助，会试及第。莫稽做官之后，却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居然把妻子推到河里。淮西转运使将金玉奴救起，认作女儿，并有意配给他的下属莫稽为妻。志得意满的莫稽跨进新房的时候，被一顿棒打，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②公案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故事讲小市民刘贵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因酒醉骗小妾陈二姐说把她卖了，这十五贯正是她的卖身钱。就在小妾害怕而逃走的夜晚刘贵被贼所杀害。恰巧陈二姐逃跑时与伙计崔宁同行，崔宁身上恰又带了十五贯生意本钱。于是崔宁与陈二姐均受累被冤判。刘贵的一句戏言导致了自己被杀、连累二人致死，把“口舌从来是祸基”的人生经验表现得鲜明、突出 。 ③讽刺喜剧
《桂员外途穷忏悔》桂富恩将仇报，作者对之予以严惩，安排了桂氏之妻及二子变犬，其女为妾，报答施金的喜剧情节。小说对桂家落难得施济时的感激涕零，掘得园中埋银别置产业时的虚伪狡诈，发迹后的倨傲负义，最终荡尽家产时的嗟伤忏悔，都刻画得活灵活现，也讽刺得淋漓尽致。更兼以夸张虚幻之笔，画出\变犬\结局，对假丑恶的鞭挞毫不留情。
④商贸。对商人形象的塑造，一反传统。“二拍”比较注重对商人经商活动的描写，肯定他们的冒险精神、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最有代表性的是《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文若虚跟随张大等人泛海去外国作生意他本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倒运”汉，由于贩运一种叫“洞庭红”的橘子，在海上某国大获其利，又因为带回的龟壳卖了天大的价钱，而成了暴发户。
此外，在《叠居奇程客得助》和《钱多处白丁横带》中都对商人的都对商人的投机取巧、经营有方、敢于冒险的手段和精神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这恰恰为传统道德观所反对、摒弃的。但也正因为这样，“三言”、“二拍”具有比较浓郁的时代气息。
⑤反贪反腐败。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通过对南宋权奸贾似道的刻划，揭露了南宋末年整个朝廷的黑暗与腐朽。《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揭露严嵩父子为首的罪恶的官僚机器。 二、价值
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1常常采用误会巧合的手法。
2悲剧性和喜剧性的情节相互穿插，创造出一种“奇趣”。 3.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 4体式和语言的变化 三、影响
1、从地位上来说，“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2、从内容上来说，“无奇之所以为奇”即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
①“三言”主要表现了城市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有较浓厚的市井气息，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②“三言”的题材进一步扩展，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更加注重女性，女性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小说中有了一定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女性有了发言权。 ③ “三言”中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官场中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
3、从写作特色上来看，“三言”保有话本的传统特点的同时，不断的发生变化。它具有文人写作的特点也有原来说唱艺人的特色。兼有市民文学和文人写作的特点。
①“三言”已经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宋元话本中，人物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刻画，而且这种个性化描写又能和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相适应，因而形象更加鲜明。他们通过人物的语言、心理、行动来刻画出形象的人物。 ②“三言”中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造一种“奇趣”。宋元话本中多爱情悲剧，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就多喜剧团圆之作。
③“三言”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提炼，是其广泛流传的一大原因。作品深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基本上保持了口语化的有点。其中较优秀的文学语言，是结合着明朝的北方话和江南通用的口语、宋元的某些口语，
“童心说”
《童心说》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性灵说”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1、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
“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 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枚所说的“性灵”，其含意包含性情、个性、诗才。
复社与几社
明末崇祯初年江南地区的文人组织，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陈子龙和徐孚远、周立勋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两个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陈子龙是复社和几社文人的重要代表，是两社的主帅，并为明末文坛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在文学主张上，注重复古有不泥古不化，而是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即“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他的创作以诗为长。 遗民诗人
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
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
以气节高尚而被后世敬仰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清初诗坛沿袭明季余绪，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鼎足而三，而虞山派和娄东派，因钱谦益和吴伟业主领，出现新的局面，影响最大。
虞山诗派由钱谦益开创，主要作家有冯舒、冯班、钱曾、严熊、杨炤等。虞山派诗人极力反对明七子的文学主张，诗作能摆脱模拟汉魏盛唐余习，兼学唐、宋、元各大家；又只求精神，不取一切从实际出发，较具特色。既有转朝换代的抒写，也有民生疾苦的描绘；诗风近于晚唐、宋诗。
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不拘一格。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韩偓诗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其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
吴伟业和“梅村体”
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与钱谦益幷称。吴伟业才华出众，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代。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命途多舛，仕明而明亡，不愿仕清而违心仕清，成了“两截人”，丧失士大夫的立身之本，遭世讥贬，深感愧疚，诗歌成了他的寄托，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是其吟咏的主要内容。
梅村体
“梅村体”指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的七言歌行体叙事诗。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史实为题材，反映社会变故，感慨朝代兴亡，具“诗史”风格。艺术上，在学习白居易长篇歌行的基础上，自成特点：结构跌宕，多用典，讲声律，辞藻缤纷，色彩鲜艳。围绕黍离之痛，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另一主题。
《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