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社会成员能否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且共享经济增长红利,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维度之一。
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倡导机会平等并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相一致。因此,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在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显著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普遍论证,但是其对贫困、不平等和就业的影响始终存在较大争议。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具有相同的理念——包容性,那么,能否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由于目前关于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均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和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充分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分别从效率角度和收入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重新测度为切入点,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模型,按照递进式的行文逻辑对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深层次逻辑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在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进行重新测度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识别了二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贫困和不平等、就业在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包容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1)2006-2017年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且
持续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即我国普惠金融投入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产出。分地区的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效率呈现出“东—西—中”的发展格局,且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
(2)2007-2016年间,我国包容性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达到8.3%,但总体上表现为下降态势。分地区的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平均增长率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平均增长率最低,包容性经济增长率的省际差异不断缩小。
(3)PVAR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分地区的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与包容性经济增长能够相互促进,且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更多地表现为包容性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带动作用。
(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负向中介作用抵消了贫困程度降低的正向中介作用,这是造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未对包容性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的重要原因。分地区的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均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
此外,在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的过程中,就业水平上升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其次,针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两个维度:利益共享和参与,本文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测度结果,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不平等影响的非线性和空间溢出特征;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就业影响的时变和滞后特征。
结果发现:(1)PSTR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持续表现为对城镇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和对城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作用,但是这两种作用的强度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不断减弱;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2)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既能够显著降低本省的城镇贫困程度,同时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临近省份的城镇贫困程度,但是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这种差异进一步导致了普惠金融发展无法通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显著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
(3)TVP-SV-VAR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普惠金融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贷款和保险服务使用水平的提高对城镇整体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总体上表现为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的普惠金融快速发展时期,这种促进作用表现出了长期可持续性;在样本期内的大多数时点上,证券服务使用水平对城镇整体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均表现为抑制作用,且该作用的变化趋势与创业板市场行情的波动密切相关。最后,基于微观群体层面,本文依据最新公布的2017年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采用Probit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结果发现:(1)从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来看,我国正规金融对青年和女性群体的包容程度相对有限,非正规金融和数字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两类群体使用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但并未显著改善老年群体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较低的收入水平导致我国居民对非正规金融较为依赖,数字金融的出现也并未明显改变这种现状;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水平的提升均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这种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2)从使用金融服务的障碍和动机来看,我国青年和老年群体在获取正规账户时均未面临明显的障碍,但老年群体使用金融服务的动机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