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大明朝首辅张居正因何惹来了抄家灭族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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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首辅张居正因何惹来了抄家灭族之祸

导语: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

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常“周行阡陌间”,考察“岁时之丰凶”和农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国计民生。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张文忠公全集》附《本传》),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一、政治改革:整顿机构,建立问责机制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虽然后来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章奏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明中后期诸帝多“帘远高堂,君门万里”(赵翼:《陔余丛考》卷18),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书牍》15),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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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等温线南移,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明廷边防破败,“壕浅墙卑”,“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 59)。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可谓两败俱伤。

长期以来,明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出没无常的袭扰一筹莫展。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便称“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刘带川边防议》)。论者甚至抨击构筑边墙“殆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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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陈建:《治安要议》卷6)。张居正入阁之后,大力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明通鉴》卷65)的边防新政,北疆形势迅速改观。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张居正相继起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兵部以及蓟镇、宣府、大同、山西、辽东边务,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

对于长城沿线的防守战略,张居正也有一套严密的部署。他要求“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一旦“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怆惶。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扼要害,令诸县邑屯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北,伏于贼所出路。彼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明经世文编》卷327)事实证明,蓟镇敌台筑成后,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从此“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

张居正的“外示羁縻”,一反过往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双方友好往来。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张居正、王崇古等立即厚礼接纳,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达改弦更张,实现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俺答属下六十五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十一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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