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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异同
作者：于泳
来源：《商业经济》2017年第03期
[摘 要] 《史记·平准书》是古籍中记载经济发展史的开山之作，对于《汉书·食货志》有着重要的影响。《汉书·食货志》继承和借鉴了《史记·平准书》部分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增加了“食”的内容，以及延长时间段线进行全方面的阐述，两本书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是在行文中各自结合了自身的特点，又各具特色，同时又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与自身的特点创作而来，二者之间同中有异。这两本书都对后世经济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史记；汉书；平准书；食货志；异同；影响 [中图分类号] G3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3-0136-02
在我国史籍中，《汉书》在体例上沿袭了《史记》而稍作改变，《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种体例，改“书”为“志”，其中，《汉书·食货志》是由《史记·平准书》发展而来。《史记·平准书》开经济先河，《汉书》才始才称之为食货志，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借鉴与继承，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史记·平准书》在《史记》书类位列第八，是我国古籍中系统的论述经济史的开山之作，它记述了汉朝兴起后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以及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政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1]（p3306）他认为商品货币经济过度的发展，会造成不良后果，因此作《平准书》，把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记载下来。
《汉书·食货志》是《汉书》志类位列第四，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食”，主要详细地介绍了从周代开始一直到王莽摄政时期的农业、赋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化；另一部分曰“货”，记载了从周朝到西汉以来各个时期的货币种类的演变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充分说明了经济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一部系统的经济史。班固借鉴《史记·平准书》中的历史经验，以“理民之道，地着为本”[2]（p1119）的思想，集中地讲述了西汉时期采取的财政经济措施，全面且系统。总的来说，二者都是继承了农本商末的思想，并开始认识到各种经济因素的影响的重要性，对后世朝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一、名称来源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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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平准书》发展到后来的《汉书·食货志》，并不是简单地换个名称，实际其中蕴含大有不同。查慎行曰：“盖‘平准’之名创自汉武；而‘食货’之名则出于《周书》。”[3]（p310）《史记·平准书》以“平准”为篇名，“平准”出自汉武帝时期，是汉武帝时实行的直接控制市场、调节物价的措施。《史记·平准书》：“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1]（p1441）由此可以看出“平准”，就是国家运用计划、政策等手段，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商业的正常往来与发展，从而宏观调控国家的经济，稳定物价，是西汉时运用市场规律来稳定物价的一种制度。因此，司马迁以“平准”作为本篇的篇名。
《汉书·食货志》以“食货”为篇名，“食货”即是其所述范畴。《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2]（p1117）食即言农业，货即言商业。而“食货”则可以说是“经济”的代名词。
二、所述内容、时限之异
查慎行曰：“‘平准’以理财为主，‘食货’兼农末而言”[3]（p310）。司马迁倡导的是顺应自然，从平衡国家与百姓间的关系出发，讲究法令，至治思想，而班固首先宏观的从国家角度来看待问题，顺应国家需求，然后百姓才会安贫乐道。《史记·平准书》着重论述了汉朝兴起到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财政收支、货币制度的变化，尤其详细地论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政策，本书的内容不仅包括这些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司马迁对当时发生的经济情况和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加以评论。在内容上，概括比较后可以看出，它与《汉书·食货志》“货”的部分大略相同。
《汉书·食货志》分为两部分内容。其一部分论食，另一部分论货。都是各从远古说起，春秋、战国及秦的情况亦有涉略。汉代后，大致可分作汉初、武帝及王莽三段时期。上部分概括了先秦时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2]（p1126），孔子的“道千盛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p1123），李悝“尽地力之教”[2]（p1124），商鞅的“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2]（p1126）等，随之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汉初的经济萧条现象，统治者为改变这种局面，积极采纳了贾谊的“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2]（p1128）、晁错的“欲民务农，在于贵粟”[2]（p1133）和耿寿昌的“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2]（p1141）等建议，实行了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这些措施为后世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下部分，首先介绍了“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2]（p1149），管仲“通轻重之权”[2]（p1150），“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2]（p1151）以及秦时货币分为二等情况以及衡量财产和货币，调节供求，稳定物价的措施。其次中间大部分沿袭《史记·平准书》的内容（《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均有记述。因此《汉书》常常移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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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最后王莽摄政、称帝，改变汉朝制度，改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2]（p1177）。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2]（p1179）的局面。通过上述两篇内容对比可以得出，《食货志》中对农业方面详细全面的阐述，以及在叙述时时限不断扩充，包括从上古一直说到汉朝各代商业与农业的内容，网罗详细。这两点构成了二者之间在内容上较为明显的区别。 三、写作风格之异
查慎行曰：“《平准》”寓辞讥于一时，故其辞微而婉；《食货》垂法戒于异代，故其辞达而畅。”[3]（p310）《史记·平准书》中提出了重视发展农、工、商、等经济观点，体现了司马迁认识到商业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主要把汉武帝的“多欲”政治，以及由于实行这种政治而导致的劳民伤财、生灵涂炭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汉武帝时代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对周边民族的一系列战争，其二是国内的诸种大力兴作。司马迁倡导“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p3319）的想法。对于汉武帝的这些举措，司马迁基本上是采取了否定态度。茅坤《史记抄》曰：“《平准》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固错综纵横，摹写曲尽。”[4]足以表明司马迁在论述上更侧重于对汉武帝执政的批判。 《汉书》在整体思想基调上倾向于歌颂汉朝公德，维护汉室正统，以正统儒家的眼光衡量是非，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种封建儒学思想观念，对后代的影响极大。所以在《汉书·食货志》中班固主要探讨了各个时期统治者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然后对百姓如何才能够丰衣足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文章丰富、平缓、流畅。产生如上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个人的生活境遇、思想境界有关。司马迁受书于孔安国、董仲舒，一生颇为坎坷，在做官时，因为替李陵求情而惹怒汉武帝，从而遭受宫刑，然后在狱中创作出《史记》，所以司马迁在心里上会对汉武帝产生非客观的评价。班固一生相对于司马迁来说相对平坦，信奉儒家思想，尊崇儒术，倡导“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后期因窦宪遭受株连，死于狱中。但《汉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之前整理完成。所以在行文风格上司马迁批判色彩更多一些。两个人虽然都尊崇儒学，但是司马迁并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班固却深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环境下，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禁锢，所以十分信奉“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因此，班固批判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从这可以二者所受学术思想不同，必然在认识侧重上会有所差别。二是与社会背景有关。司马迁生活在西汉盛世时期，经过汉高祖、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后，西汉的经济得充分的发展，整个社会政权稳定，国强民富。在这种环境下，司马迁把视角主要放在了汉武帝身上，在叙述过程中被自己的主观思想所左右，没有对汉武帝进行客观的评价，纵使汉武帝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汉武帝时期兴修水利、移民屯田等是应该值得可定的。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由于连年用兵征战，这一时期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西汉末年，出现了闹饥荒以及人食人的现象，到了王莽摄政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2]（p1145），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东汉时期急需发展经济来稳定国家混乱的局面，所以班固班首先着眼于维持国运，他认为只有国运顺利，百姓才会保足、安定。所以班固主要把写作重点放在描述各个朝代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改革措施，语言通达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