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概论报告——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管理学分析

富士康跳楼门的管理学分析

一、背景资料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立于 1974 年,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 6C 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然而这个著名的企业 ,在2010 年,有一个事件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那便是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触目惊心的富士康“十四连跳”事件。自 2010 年 1 月 23 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 年 11 月 5 日,富士康已发生 14 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并且,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凌晨 3 时,又有一名员工跳楼,年仅 21 岁;2012年 1 月 1 日上午,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工业园发生一名男性员工坠楼事故。

二、跳楼门事件的管理学分析

富士康屡屡发生员工坠楼事件让人警觉和深思。坠楼事件所涉员工均为“80后”、“90 后”,大多进职时间不长,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在适应社会、处理情感问题方面缺少经验,这属于社会问题。但仅从社会或是心理方面分析是不够的,还要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找原因,坠楼事件的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理念、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

(一)简单粗暴的管理和毫无人文关怀的等级分化

富士康的基层组织结构是操作人员——生产线线长——班组长——课长— —经理——厂长的模式,这些管理人员都是从一线工人提拔而来,提拔后又缺少相关管理方法与技巧的培训,这一举措无疑降低了富士康一线的管理成本,但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悲剧的发生。其管理人员管理方式一般可概括为四个字“简单粗暴”,仅仅注重最终结果,而不考虑其过程以及为员工提供支持性环境。作

为一线管理者的生产线线长所负责的只有最终的结果,只寻求最终绩效,而省去了指挥与监督过程,且将自我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一线员工及时完成工作任务时,奖赏往往被线长一人独占,而一旦任务未能及时完成,则线长往往会找各种理由推脱到一线生产工人身上。虽然企业没有明文规定的末位淘汰制度,但线长打压那些未能及时完成指标者,逼迫其自离,从而将其剔除出厂。这一举动无疑大大打击了员工的士气。由于线长的逼迫而自离出厂也构成了高流动率的很大一部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当低级需求未被满足时,较高需求会屈从于低级需求。但并不是说该需求不存在了。刚刚成年的人往往有着被尊重的需要,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这种需要往往会被忽略。而且在富士康,工会制度根本不健全,员工缺乏所需途径捍卫自身权益。以生产为导向的大企业里,个人的社会需求往往会被忽略。在某调查机构的调查中显示,工作之余参加过公司所举办活动的员工数仅占 5.1%,40.4%的选择了睡觉,而有 54.5%的员工选择了玩游戏或上网聊天以寻求慰藉。

(二)利益分配机制存在问题

为了对付“磨洋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中把实行定额管理作为企业科学管理的首要举措。按泰勒制要求,企业需设定一个专门制定定额的部门或机构,而在富士康,这样的机构是不存在的。作为代工型企业,富士康的生产属于接单生产,订单一旦接下,生产任务就会分摊到相应生产部门,而生产部门主管只需将生产指标简单除以部门一线员工人数就可以了。

在正常生产的 8 小时之内,员工的工作额以日计算,称作日工作量;而在八小时之外的加班时间则是以小时计算,两者皆有其底线。按照国家现行劳动法规定,员工拥有选择在 8 小时之外工作或不工作的权利。但在富士康,很多员

工是“被”加班的。截止至 2010 年 5 月,富士康一线员工基本工资为 760 元,按照现在消费水平,760 元在满足一青少年每月日常生活所需之外,所剩无几。富士康员工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经济人假设在此是成立的,据调查结果显示一线员工的收入在 1800 元及其以上者达 66.7%,随机访谈的几十名员工都承认在企业内除工资与加班费少有其他创收途径,由此可以推算加班费要占到这部分员工日常收入的 47%以上;而约有 6.1%的一线员工月收入在 2500 元以上,加班费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 66%。

可以说,没有加班,他们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八小时以外的加班时间的工作定额以小时计算,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由于长时间劳作所带来的工作效率的降低,较单一定额生产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在订单量较大,时间较为紧迫时,劳动定额会有所上浮,加班时间会延长,但除了伙食补助会稍有提高外,工资及加班费用不会变化;而在订单较少时,公司则强制员工休假,期间保留其基本工资,撤销所有补助。这些员工都必须无条件接受,这无疑也是导致员工不满的一个因素。

(三)内部沟通机制存在不足

富士康的员工流动性很强,企业一年四季都在招人。员工因为一些原因,在这里工作没多久就走了,基层管理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熟悉他们,员工也不会跟陌生的管理人员讲心里话。员工多是“80 后、90 后”,他们精力充沛,对未来抱有期待,同时又容易情绪波动,他们渴望丰富的业余生活,但现实生活又太过枯燥乏味,富士康也没有给他们搭建交往的平台,下了班,他们就是孤立的个体。庞大的集团管理要求 80 万人步调一致,强调的是共性;而现在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年轻的产业工人要求体现个性,这必然会产生矛盾。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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