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金融风险因素的认识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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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金融风险因素的认识和防控

作者:杨洋 王伟

来源:《商场现代化》2017年第15期

摘 要:随着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我国的金融风险在转轨时期的自身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以及外部冲击的叠加作用下开始逐步显现。论文从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因素以及外部冲击三个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所存在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融资结构失衡、资金脱实向虚、银行债务风险、政府债务风险及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 关键词: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失衡;风险防控

供给侧改革实施1年以来,完成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从央行的统计数据来看,2016年上半年,银行资金仍在加速注入实体经济,使得我国尚未能实质化地去产能、去杠杆。政府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的微刺激手段频出,但是收效甚微。我认为现实中经济运行和改革目标相背离的关键在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金融风险。这些风险的集聚不仅抑制了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而且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目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很复杂,外部冲击、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转轨期间的金融风险相互叠加,共同作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

一、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累积,是指金融体系不稳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来自于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即金融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融资结构失衡;第二,资金脱实向虚。

从融资结构失衡来说,目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极不合理,企业及个人大量的资金来源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而以股权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比例非常低。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0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为152.41万亿元,而股权融资的总额为5.6万亿元,仅占3.67%。融资结构的失衡不仅表现在融资结构的不合理上,也表现在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上。目前我国以“影子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部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从资金脱实向虚的角度来说,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其不是在金融机构之间内部空转,就是过度流向房地产行业。而从资金脱实向虚的表现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运行相背离。目前我国M2存量与GDP增速以及CPI增速的差值呈现上升趋势。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M2/GDP的值近几年持续上升,到2015年年底,其数值更是高达203%,这个数值不仅高过一些发达国家(美国69%、韩国144%),也高过和中国一样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如日本(185%)。二是商品价格的增长速度与资产价格的增长速度相背离。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商品住房的平均价格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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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48元/平方米上涨到2015年6247元/平方米,其涨幅高达220.7%,相比之下CPI的增幅仅为41.6%。更严重的是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一线和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快速,而三线和四线城市却存在较大的库存。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我国的部分城市资产泡沫化风险加大。三则是金融增长速度与投资效率的不匹配。近几年我国金融发展快速,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使得我国的金融总量不断膨胀。仅从A股数据来看,金融板块的总资产在2003年仅为19,185.91亿元,占A股总资产的比例为34%。而在2016年10月这个数值高达1,479,515.70亿元,占比更是高达80%。于此相对应的却是自2007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效率不升反降,边际资本-产出比明显上升,每单位GDP需要的资本由2007年的4上升到2014年的7.5。这表明金融市场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助力于实体经济的作用。 二、转轨期间的风险因素

当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时,金融风险开始不断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债务风险。具体来看,债务风险不仅包括由于产能过剩及企业负债率过高而导致的银行债务风险,也包括政府债务风险。

政府4万亿的刺激计划使得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剩产能无法出清,资金滞留在这些低效率的部门,企业负债率过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披露的的统计数据,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98%快速上升到了2015年的156%,远远超过90%的国际警戒线。产能过剩行业通过资产负债表传递到银行行业,使得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大提升。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453.90亿元,2015年则快速提升到4,298.20亿元。企业不良贷款的提高通过资产负债表使得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开始上升,到2016年9月底,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比例为1.76%,这个数值虽低于国际标准2%,但是IMF在今年三月份发出预警,称中国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可能高达7%。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债务风险已经开始显现,这也使得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强。

近几年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不断上升,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交织,各种风险交叉感染,极易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从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我国地方政府的总负债为138,932.20亿元,到2014年其值高达302,800.00亿元,是前者的2倍还多。从债务余额来看,2015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万亿元,占GDP的23.6%,远超美国地方政府13%~16%的负债率上限,也接近加拿大的25%上限。债务的上涨必然带来债务风险的上升,而且债务风险的上升并不是像债务一样线性上升。 三、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性的金融风险必然会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带来很大的冲击。在我国,国际金融风险对我国的传递渠道主要为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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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渠道即外部金融风险通过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影响进出口企业的交易量,从而影响本国的经济。近几年,受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整体情况比较疲软,再加上产业转移和国际经济再平衡的格局,我国的对外贸易不景气,加大了本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的增速为27.2%,而2015年的增速仅为6%,出口的速度下降比预期更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对我国的影响比较大。

金融传递渠道是指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资本流动或者国际净资产,使危机在具有经济联系的国家之间传递。近两年我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总额在急剧上升,这种资本双向的流动性提高,将危及我国的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增长。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的总额为38,430.18亿元,2015年年底则为33,303.62亿元,减值超过5000亿,考虑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顺差,这相当于仅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的资本账户逆差就高达1.1亿元,占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比例超过30%。这种大幅度的资本流出已经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随着中国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逐渐成为跨境资本流动的渠道。这将极大的考验我国应对国外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 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逐渐减弱时,要想化解金融风险,就得利用好资本市场。因此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恢复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良策。除此之外,中国的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应目前金融格局。这迫切要求改变目前的监管模式,由分行业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实行功能性监管可以应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新形势,也有利于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的挑战。同时,功能性监管能够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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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国茂.资本市场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作者简介:杨洋(1991.10- ),女,四川乐山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王伟(1991.10- ),男,山东东营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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