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天战场之后的“
界”的倡议，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更加体现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观和外交战略。军队建设要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更好地为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服务，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忧患强军，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建设不能安于现状，不能骄傲自满，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迎接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在正视矛盾、揭露矛盾中前进
篇二：忧患意识心得体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防患于未然是人们一直倡导的。谁若想长久生存下去，谁就必须考虑生存下去的办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存忧患”。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独具风
采的人文精神。它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博大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最鲜明集中地阐述忧患意识的是《周易》中的《易传·系辞下》，上面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唐代名相房玄龄认为：想到危险才能求得安全，考虑后退才能更好前进，畏惧祸乱才能保持太平，警惕灭亡才能获得生存。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讲过类似的话：经常思考发生危难的原因就能保持平安，经常思考发生祸乱的原因就能保持太平，经常思考导致灭亡的原因就能够长存。
前人的这种忧患意识，具有深沉悠远的历史感和强烈厚重的现实感。有了它就会谦虚谨慎，敬畏戒惧，就会以天下之忧而忧。离开这种忧患意识，国不能长存、人不能长立。清康熙执政后为巩固他的政权，惧危忧亡，图于未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先后剪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和回疆、准噶尔贵族叛乱，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克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驱逐了入侵的沙俄军队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对内实行了扶
民富民政策，先后蠲免赋税达五百多次。从而使康熙由守成之君变成一个创业之君，成就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与此相反，隋朝统一天下后，曾声威远播异域，之所以举天下而弃之成为他人所有，就是因它自恃国家富强，不思虑以后的灾祸，任其心性，驱使天下人纵一己之欲，耗尽天下财供一己享用。隋炀帝能不败亡吗？
忧患意识决不是无病呻吟，苦恼厌烦，而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象征。一个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自主性和主动性，便没有奋发有为的“事业感”存在；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紧迫感和使命感，便没有积极能动的“自立性”产生。如此，对身处顺境的人来说，它提醒人们要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千万不可得意忘形，肆意妄为；对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它激励人们要辛勤工作，奋发图强，大可不必灰心沮丧，消沉绝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追求安乐就会精神松懈、心情懒散，锐气怠尽。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把艰苦创业与坚韧守成同时并举，保留锐气以适应事业发展，心怀戒惧以保持高度警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和省察。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处变不惊。
人生的旅途风雨多变，稍不留意便会遗憾终生，唯有居安思危，方可从容处之。
3月14日，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增强忧患意识心得体会(共2篇)]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毋庸置疑。去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
民众的忧患往往是个人一时的温饱苦乐，而执政党的忧患则是十几亿人福祉的叠加。所以，只有关注民生，倾听民声的执政党，才能得民心，也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角度看待问题，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温总理的“增强忧患意识”实际上就是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升维护人民利益的能力。从焦裕禄到任长霞,从孔繁森到郑培民等等,这些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无一不是为国忧患,为民忧患，从深化改革开放到“消除腐败的土壤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从逐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