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下实现伊朗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的目的, 这是伊朗的理性选择。伊朗学者对核问题带来的后果作了充分考虑, 并作出了合理预见 [22]。 国际关系方面： 程书一、许明晖运用博弈论分析伊朗核危机[23]，得出伊核问题的发展演变是美和伊朗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个实力不对等的国家之间的博弈，反映的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经历的是复杂的发展历程，得到的结论是必须共存。唐志超在《当前伊朗核危机透视中》分析了布什政府对伊动武的可能性和对伊政策的调整，他认为伊朗核问题表面上是核不扩散问题，实质上是美伊关系问题 [24]。刘淑梅认为，伊朗核问题表面上看是国际防扩散领域的争端，实质则是美国和伊朗在意识形态、战略取向、地缘政治利益上尖锐对立和剧烈碰撞的集中体现，也是美伊两国关系长期交恶的结果。并且在伊朗核问题的背后，折射出更深层次的大国利益争夺 [25]。金良祥认为，伊朗核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与伊朗的敌对关系, 2005年以来, 伊朗核僵局反映出美伊两国领导人激进立场间的严重对立。美国的目标是迫使伊朗彻底放弃核燃料生产能力；而伊朗则迫于压力, 寻求对铀浓缩能力的有限自主权, 拒不暂停铀浓缩, 更拒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 [26]。就这样，伊核危机在矛盾中进行。孙逊在文章《试析伊朗核问题的困境与走势》中对伊核问题实质的剖析和以上学者不尽相同：伊朗核问题实质上是美国与伊朗围绕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进行的战略博弈，是美伊矛盾的集中反映，双方从战略互信的缺失发展到战略疑虑的加剧 [27]。另外，刘强、田文林、孙德刚、黄日涵几个专家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矛盾表面上看是聚焦于伊朗“以民用开发核能为由，行发展核武之实”，但是事实上仍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即表面上看是个技术性问题，但实则为政治问题，既是美伊长期矛盾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与伊朗、伊朗与以色列和伊朗与沙特“三组矛盾”的作用结果 [28]。 在其他理论方面，有吴成运用萨贾德普尔理论[29]、汪树民运用冲突理论[30]、夏厦运用威胁认知理论[31]分别对伊朗核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解读。 （3）伊朗核问题的前景与发展方向 黎红梅从三个方面来对伊核问题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首先从伊朗方面来看：伊朗是中东的强国, 美国不会轻举妄动；其次从美国方面来看：发动伊朗战争会使布什政府陷于更加孤立的地步；再次从从国际社会立场来看：主张外交和平解决, 反对军事手段 [13]。王震认为伊核危机的结局有以下四种可能[32]：强行拥核、主动弃核、被动弃核、武力去核。朱增泉在充分论述了美国和伊朗双方现实状况后对伊核问题进行了预测和判断：预测一：美国目前对伊朗全面开战的可能性不大；预测二：美国即使真要对伊朗动武，也不可能发动伊拉克模式的全面战争，极大可能是采用“外科手术式”的突袭行动摧毁伊朗核设施；预
测三：如果美国“制裁伊朗”遇到重重阻力，或达不到预期目的，有可能利用部署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美军航母编队，以及设在沙特的美军基地，以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朗发动一场空袭战，打击和摧垮伊朗的主要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以打促变，促使伊朗爆发内乱，迫 使伊朗现政权下台或屈服。预测四：最后一种可能是，在外界压力骤然增大的情况下，伊朗现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导致伊朗内乱骤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军和北约军队将会不失时机地乘虚而人，推翻伊朗现政权[33]。殷罡以独特单位视角，从中东的宗教关系看伊朗核危机的发展前景，他认为，中东的历史一向是各种文明交融和冲突的舞台，中东的土地一向是各种宗教和民族冲突的舞台。中东主要民族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新的冲突就会席卷整个地区，直至形成新的平衡[34]。 2.2.2国际社会对处理伊朗核危机所持的态度立场以及各国间的博弈分析 此类文章在全部文献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学者们就主要国家对伊朗核危机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外交战略和政策、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等方面展开了分析和研究。 （1）大国对处理伊朗核问题所持的态度研究 在这一方面，王冀平、洪邮生、吉利强的《伊朗核问题与大国关系》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性研究。该文介绍了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伊朗在各方的强烈压力下态度软化,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暂停浓缩铀计划。但伊朗核危机只是暂时平息，美国不会放弃在这一问题上对伊朗的继续打压[35]。郭京花的《伊朗问题中的大国因素》从一个记者的视角对于美俄和法德英等国与伊朗的关系分别作了简要叙述，其结论是俄欧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不只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是“对政治形势有一个基本估计和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美国对伊朗可能的军事打击将遭遇比伊拉克“更强的国际反战力量” [36]。王俊生、熊明月的《大国利益角逐下的伊朗危机》认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左右为难”，而欧盟和俄罗斯出于不同考虑“态度务实”，伊朗核问题仍将是一个“时而激化、时而缓解、再激化、再缓解的大国博弈过程一[37]。王京烈在《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地缘政治》中阐述，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降低，但伊朗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伊朗不可能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博弈将长期化[38]。而且他在《全球安全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中提出，美国正在寻求对伊朗进行“巧实力下的制裁” [39]。 （2）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双边关系研究 吴成在《俄罗斯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中认为，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美经历了从叶利钦时代“胡萝卜加大棒”式合作到普京对美强硬政策的转变，俄罗斯将伊朗 [40]核问题视为实现其外交战略目标的工具，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俄罗斯永远是“最大赢家”。
刘燕在《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中认为，在伊朗核危机中，俄罗斯的立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建设性：一方面俄罗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分歧, 使得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紧密的联盟关系;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美国是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无力反制美国, 俄罗斯外交中存在美国“软肋” [41]。刘国华认为，伊朗核问题主要是伊朗同美国的较量, 其如何解决主要取决于美伊较量的结果。但美国同其他大国主要是同欧盟及俄罗斯的利益博弈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欧、俄的态度对伊核问题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42]。他从地缘政治、经济领域阐述了欧盟和俄罗斯在伊核危机中的重要性。郭金月在《欧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和竞争》中提出，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在伊朗及中东地区的利益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俄美欧呈现竞争态势, 在核不扩散方面三方利益则基本一致。三方围绕核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并为此展开合作与竞争, 其角逐主要集中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及“5+1”磋商三大多边舞台, 并相机奉行不同的策略选择[43]。赵建明的《论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竞争与合作》认为，美俄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现和作用最终取决于美俄伊战略关系。美伊敌对和美俄的战略冲突是主导这个战略三角的基本要素。由于美国在核问题上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而伊朗需要把俄罗斯作为屏障来防范美国的压力，从而使得俄罗斯在这个战略三角中处在两边谋利的地位[44]。华黎明在文章《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中论述了伊朗核问题对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美中关系进行了剖析[45]。 另外，周士新的博士学位论文《伊朗核问题中的强制性外交研究》[46]、徐劲鑫的博士学位论文《论伊朗核问题及伊朗与大国关系》[47]、郭金月的硕士学位论文《伊朗核问题上大国的合作与竞争》[48]也从伊朗核危机角度论述了主要大国的态度、博弈、合作与竞争。 2.2.3伊朗的核计划和对外战略研究 国内此类研究不多，主要论述伊朗在核危机中如何寻求外交出路以及核问题对伊朗外交策略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文献。 伊朗外交政策方面，刘中民的《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中对伊朗外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他认为，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第三方”外交是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同时也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之一；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革命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缓和”与“对话”外交, 使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内贾德政府执政后, “拥核崛起”成为伊朗国际战略的核心，导致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紧张[49]。对于伊朗的“第三方外交”，赵伟明、杨明星在《论伊朗“第三方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具体阐述了伊对外的这一策略。文章梳理了其事件历程，认为，自哈塔米执政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伊朗核问题爆发后，伊朗面临着超级大国美国的打压，伊朗重新采用了“第三方外交”理论，大力引入各种外部力量来抗衡美国，并多
次化解了危机，避免了美国直接的军事打击。伊朗的这一理论既富有鲜明的伊朗特色，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50]。杨诗源、杨兴礼在《新世纪伊朗能源外交浅析》专门从能源方面阐述了伊朗的“石油外交”，她们认为，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世界能源市场的行情变化直接影响着伊朗经济走势。21世纪初期世界石油价格暴涨为伊朗推行“石油外交”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加上伊朗的地缘政治优势，“石油牌”成为新时期伊朗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51]。 伊朗的核策略方面，王恩学、张金平认为，内贾德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其动因可从伊国内政治变化、“自主”核目标、构筑“核谈”新平台的动机等国内因素，以及核不扩散机制、大国博弈、国际形势等国际因素诸方面考察。综合国际大局以及伊朗的权力体系、外交传统、新总统的个人特点，可以推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要是一种策略，而非根本政策。伊朗“核外交”政策不会一味强硬下去[52]。蒋真在论文《伊朗核强硬政策评析》、《伊朗核强硬政策的逻辑分析》中分析了伊朗对伊核问题采取强硬政策的内容、特点和逻辑来源。她认为，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是伊朗独立自主建国理念的体现，是伊朗发展独立国防、寻求大国地位的尝试，也是伊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威胁认知进行反复评估的结果，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性格，因而不会轻易妥协[53-54]。吴成认为，伊朗核问题是伊朗旨在提高综合国力，跻身政治大国谋求自身安全的战略选择。伊朗的外交措施背后有伊朗学者的理论支持，“9·11”事件之后，伊朗一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以“实力求和平”的理论。该理论提出伊朗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利用大国的矛盾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可以提升伊朗的国力，进而实现“积极安全”。伊朗正是以这些理论为方向，以核计划为筹码，为实现跻身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美国进行战略博[55]。 2.2.4美国与伊朗之间围绕核问题的战略博弈 美国与伊朗战略博弈方面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例，归纳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1）美国对伊政策及其调整 布什阶段：陈兆华、王飞（2004年）中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并对伊朗施加强大压力逼其放弃核项目。美国对伊朗可能会有包括支持伊朗融入地区安全机制和国际社会、接纳其为世贸组织成员等的接触政策和包括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直至规模不等的军事打击的遏制政策[56]。顾国良在《美国对伊政策—伊朗核与导弹问题》（2006年）中以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演变以及美国对伊朗的和与导弹政策。他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由盟友变为敌对，美国对伊朗的核政策也由核能开发的支助者变为强烈的反对者，接下来美国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布什政府很可能继续坚持并强化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的遏制政策，联
合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共同迫使伊朗放弃核与导弹发展计划。由于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政治歧见，伊朗核问题不易解决，很可能在谈判、制裁、妥协、再冲突、再谈判的循环中较长时间的拖延下去[57]。闫文虎在《美国应对伊朗核危机的战略与措施》（2008年）中提到，拥核后的伊朗将冲击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全球战略布局，因此美国对伊朗采取了包括舆论丑化、经济制裁、武装威胁、支持伊朗反政府组织、国际孤立等多种战略措施，以实现自己在中东和世界的霸权地位[58]。 奥巴马阶段：2009年1月20日巴拉克·奥巴马出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为摆脱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于前任布什政府的伊朗政策进行了调整。鉴于之前美国一味打压伊朗的政策收效甚微，奥巴马政府更加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的“新外交”来处理伊朗问题。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奥巴马政府的伊朗外交处于“有进展、难突破”的状态[59]。金良祥认为，结合美国伊核政策的现实困境与美国内关于伊核政策的辩论，可以看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伊核政策正在进行调整：美国政策目标理性下调，有可能认可伊朗一定限度的、可监控的核燃料生产能力；某些政策手段将进一步强化，而另一些手段可能更加灵活；策略性放弃推翻伊朗政权，集中处理伊核问题，实现政权与核问题的分离；在多边机制建设方面将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60]。沈鹏认为，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轨迹表现出起伏性的变化。在执政初期，奥巴马试图改变布什时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态势，对伊朗实施了积极接触的政策。但是，奥巴马趋向缓和的调整遭遇了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在伊朗大选危机、美国国会坚持对伊朗实施制裁等因素的压力下，奥巴马逐渐回归到对伊强硬的姿态，并重新运用制裁这个工具遏制伊朗。从美伊关系的角度看，两国的领导层都没有足够的战略紧迫感来调整对各自核心利益的认知。这种试探性行为在两国国内政治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很容易重新回到过去的对立状态[61]。岳汉景在《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困局浅析》[62]、《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研究》[63]、李格琴《在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评析—调整、局限与变局》[64]中也提到了奥巴马的接触政策，但由于奥巴马政府在对伊战略上并无多大变化，无论是接触、谈判还是遏制、制裁，其政策实施都有它的限制性因素，无法在短期内有效解决伊朗核问题，更无法改变美伊关系现状。奥巴马的这一系列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困境。牛新春则认为， 美国应对伊核问题的选项也是开放的，经济制裁、外交谈判、秘密行动、政权更迭、战争威胁多管齐下，并适时调整各个手段的先后次序和权重[65]。 （2）美伊博弈 具有代表性的有，赵伟明、杨明星（2005年）在文章《美伊核博弈的建构主义分析》中借用建构主义的有关概念和原理来解读美伊在核危机中的博弈思维和心态，认为伊朗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