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浙江绍兴府15户、嘉兴府13户，南直隶常州府11户、苏州府9户，江西吉安府9户，山西平阳府9户，是全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以县计，浙江余姚6户、平湖5户，南直隶武进5户，江西安福5户，福建莆田5户，为全国之最。 二 明代进士家族的几点规律
从以上数据看，明代进士家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地区分布的差异性明显，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科举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浙江和南直隶两处，由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昌盛，在科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此也培育出了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进士家族，余姚孙氏、吴江吴氏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北方也出了诸如新城王氏、任丘边氏这样的大族，但从总体数量还是从其历官情况上看，北方是远远比不上南方的。
第二，进士家族的考生取中巍科的比例特别高。出自以上家族的进士总数为1466人，不到全国进士总量的百分之六，但其中状元18人，榜眼22人，探花13人，约占全国鼎甲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此外还有解元20人，会元7人，传胪10人，庶吉士78人等等。其巍科比例之高，远非寻常出身的进士所能比。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性质1，从技术层面看，进士家族因为有前人的应试经验，无论在学习方法还是在考试技巧方面，都可能比一般人高出一筹，从而在应举时占尽优势。例如浙江临海秦文，56岁即致仕归家，“杜门谢客，足迹不及公府，日惟教养子弟，波及乡之后进焉”，侄子鸣夏、鸣雷从其学，“授以家学，不烦而成”2，后来鸣夏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而鸣雷更是高中状元，官至尚书。其前代若身居要职，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居正家族。张嗣修于万历五年参加廷试，时张居正已位居首辅，“于是假其柄于四维，而詹事申时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维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进御，上启姓名，则简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先生曰：?无以报先生功，贵先生之子孙以少报耳?”3，且不说下属考官暗献殷勤，就连皇帝也公开舞弊，直接把榜眼奖赏给了张家。下科又亲赐张懋修状元，敬修二甲前列。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智商的遗传性和家族聚居性，但与此相比，显得更为次要。
第三，明代的高级官员多出自进士家族。出自这些家族的阁臣共32人，几近明代总数（约170人）的五分之一；尚书出自以上家族的则更是多达175人。一门两阁臣如安福彭华、彭时兄弟，南充陈以勤、陈于陛父子；一门五尚书如闽县林瀚家族，一门四尚书如灵宝许进家族，一门三尚书如吴江吴洪家族、乌程闵硅家族等。其他官都御史、侍郎、总督、巡抚等
等要职者，数量更为可观。可以说，这些进士家族构成了明代高层官员来源的主体，对明代的政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的出现，与前一特点有关。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4，进士家族出身者既在巍科中占尽优势，势必也会在选官任职时取得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此外，在地方官行取、京官推升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援引的关系，那些有家族背景、关系复杂的进士官员，获取升迁的机会毫要比一般的官员高出许多。
从进士家族的形成原因看，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考试必须以教育为基础，教育发达的地区，其考试成绩往往更为突出，家族也是如此。 1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218页 2《献徵录》卷三十六，张凤翼撰《秦公鸣雷行状》，第1506页。 3《献徵录》卷十七，王世贞撰《张公居正传》，第647页。 4《明史·选举二》。
一些家族世代以家学相传，绵延不绝。比如江西安福县伍氏，“安成擅《春秋》，伍尤正传”1，世代都以《春秋》经起家。洪武四年，伍洪即以《春秋》考中传胪；其后伍希渊于天顺八年会试，中《春秋》房第一；希渊子伍符于成化己卯乡试，又中《春秋》第一。又如四川富顺县陈氏，以《礼》经世其家。在这样的经学世家中，由于耳濡目染，对于其子弟来说，熟练地掌握经书要义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而在科举考试中游刃有余。进士家族内部的学风兴盛，父子兄弟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比如浙江鄞县陈氏家族，杨守陈与守阯、
2守随等年纪相当，在家时即自相师友，共同成材。后守阯荣登榜眼，教育弟子更为用力，“布
政（守隅）而下，皆公所启迪者，东南文献，于斯为盛”3。
北方和边远地区能出现比较大的进士家族，更显示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如陕西渭南氏家族，第一代进士南大吉致仕归家后，构筑书院，亲自讲授4，他的弟弟逢吉受其教育，于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山西副使。逢吉致仕后，“又建姜泉书院，收训其子姓门人，接引后学如弗及”5。在前代进士孜孜不倦的教育下，南氏后代陆续又有七人考中进士。 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子孙兄弟之间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如浙江余姚陈觐还是国子生时，看到两个兄长陈墀、陈陞同时考中进士（嘉靖二十年榜），“益自奋厉，折节读古人书”6，终于嘉靖三十八年登第成进士。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是，进士家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生员、举人到进士，由县城、省城到京城，漫漫征途，需要路费以及生活、学习、考试等费用，统计起来是个不小的
数目，而家庭或者家族是这些费用的主要供给者。
科举社会是个倒金字塔形结构，一个进士下面，是众多的举人、生员，在进士家族中也是如此。因此，维持其子孙长期应考，对于任何家庭或家族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办得到的。进士家族是如何达到这个经济水平的呢？
从一些家谱和进士履历来看，进士家族的前身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前代有足够积累的家族。世代官宦之家是可以的，高官家庭自不必说，一些低级官员的家庭通过数代的努力，也能达到这一水平。例如陕西华州东思恭，其高祖良惠在元代做过总管，入明后，其父东昇历官县丞，是一个小官宦之家，思恭四兄弟就有三个考中进士，家业应该比较殷实。或者由数代业农、经商或者其他方式成为富户，再转而业儒，成为诗书之家。例如江西安福伍氏“家富丁繁”，洪性中在明初被选为粮长，“总邑赋输于应天”7，足见伍氏在安福富甲一方，之后其子伍洪以《春秋》相传，子孙纷纷以本经考取功名。四川南充的陈以勤家族，“有兴祖者，当元至正间，为公八世祖。兴祖生思诚，思诚生文质，文质生平，皆受农”8。历数代农耕积累之后，陈家才有能力供子弟读书应举。“平生纪，以儒为博士弟子。纪子衡，贡生，为训导。衡子信，贡生，皆室于蒲氏，以《礼》经世其家”。经陈纪、陈衡、陈信三代的文化积累，陈氏已经完全转变成为诗书之家。自陈信之子大道开始，三代人接连考中进士。 1《献徵录》卷一百一，林俊撰《伍公希渊墓表》，第4491页。 2《献徵录》卷六十八，《杨守随传》，第2957页。
3《献徵录》卷卷二十七，李东阳撰《杨公守阯神道碑铭》，第1146页。 4《献徵录》卷八十五，《绍兴府知府南大吉传》，第3609页。 5《献徵录》卷九十七，马自强《南公逢吉志铭》，第4266页。 6《献徵录》卷一百二，张时彻《陈君觐墓志铭》，第4566页。 7《献徵录》卷八十三，李时勉《安福伍洪传》，第3515页。
8《献徵录》卷十七，许国《谥文端松谷陈公以勤墓志铭》，第631页。 9《献徵录》卷八十四，黄云《张参政穆行状》，第3556页。
第二种是前代没有足够积累的家族。这类家族一般会在兄弟之间进行分工，其中一人事农业、商业活动，资助其他兄弟或下一代参加科举考试，以达到整个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南直隶昆山张穆家族，张穆兄弟四人（稹、穆、和、种）都很有才华，但因为经济原因，长兄张稹作出了牺牲，“以父命从农业，资公等学”9，后张穆与张和兄弟同登正统四年榜进士：张种也由科举出身仕至濮州判官。浙江鄞县的戴■家族则更有意思。在兄弟五人中，戴■最幼，但赚钱养家的担子却落在他的身上，“伯仲皆业儒，乃属公治贾事”1。在资助兄长纷
纷登第后，家族已经没有经济压力了，于是戴■也发奋努力，在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 自产生第一代进士之后，该家族的经济、文化水平一般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迅速转变为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一方面，第一代进士会用个人收入反哺家族，在家乡大量购置田地，为后代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为后代子孙营造一个比较优越的学习条件，甚至亲自传道授业，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应试能力，从而促进了该家族在科举社会的竞争力。例如，南直隶太仓州王世贞家族，第一代进士王倬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尝置义田千亩赡族人”，王世贞“复以膏腴益之”2；北直隶任丘邝氏，第一代进士邝璠致仕归家后，“建阿陵书院，日课群从”3；陕西陇州阎氏，第一代进士阎仲实“所储书至万余卷，为书院，建崇经阁贮之，增建堂斋，延师择徒，慨然以作人善俗为己任”4，等等。有些没落的前代望族，也通过培养进士的途径得以重振家势，比如浙江平湖屠氏，“历元为巨室，明初被籍没”，经过六代的沉寂，屠勋于成化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始以科举昌大其家”，六个儿子中有三人成进士。其中应埙秉承父训，对下一代“躬自讲授，穷昼夜，孳孳弗怠，盖俱欲教育为闻人”5，又培养出了一大批贡生、举人和进士。 附表1.全国进士家族分省、府统计总表 排名 直、省 浙江 府 杭州府 湖州府 嘉兴府 绍兴府 宁波府 1 温州府 金华府 台州府 严州府 处州府 小计 南直隶 2 安庆府 应天府 苏州府 三进士 5 4 14 9 4 2 3 1 1 43 2 4 17 四进士 3 1 2 8 3 1 3 21 2 3 五进士 2 1 5 8 1 3 六进士以上 1 1 3 2 2 1 10 3 合计 9 8 20 24 9 1 2 7 1 1 82 5 4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