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和王维的田园生活的差异
[论文摘要]王维山水田园诗和陶渊明田园诗都在当时的诗坛上居于显著的代表性地位，但由于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同、诗歌的表现手法不同，因此二者所表现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影响就各有千秋。 [关键词] 陶渊明 王维 田园诗 差异
引 言
田园诗作为一支独立的诗歌流派，引起世人的瞩目，是在晋代才正式出现的。晋代以前，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文学、“竹林七贤”，在诗歌中反映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田园风光题材的十分鲜见，仅在《诗经》中的《甫田》、《大田》、《丰年》、《良耜》等诗篇中对农事有所表现。这些农事诗反映了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的情景，却很难看到作者的思想个性，对农村田园风光也着墨不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很多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鄙视农事、鄙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到了晋代，玄雾弥漫，玄言文风十分盛行，陶潜却敢于冲破樊篱，大胆尝试和创新，不仅把诗歌题材扩大到为时人所不齿的农事和田园，而且思想上实现飞跃突破和解放，在诗歌中赞美劳动，欣赏田园风光，同情普通百姓，焕发出强烈的光焰，为诗歌发展又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天地。“从农事诗到田园诗，陶潜正处在一个上承《三百》、下启三唐的继往开来的重要位置”。（注1）因此，很多论者认为陶潜是“田园诗人的开山鼻祖”，是“平民文学的代表”。其后，不少诗人纷纷仿效继学陶诗，至诗歌巅峰时代的唐代，闪烁着熠熠光芒的田园诗派，已成为这个时期诗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王维应是突出的一位，“他运用诗歌、绘画、音乐等全部的艺术手段来创作山水田园诗，把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注2）因此说，陶潜田园诗和王维山水田园诗分别在东晋和盛唐时期的诗坛上树起了一面旗帜。但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诗歌内容及其表现手法之异，因此其诗歌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亦有不同的表现。本文着重就此进行粗略的比较。
一、生活经历和时代环境对二者诗歌的影响差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任何一位作家或诗人，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环境都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作品。
陶潜生活在东晋时代，政治腐败，门阀制度发展到了极致，门阀势力占据了高官要职，寒门庶族的人才遭到了排挤和压抑。当时，司马道子、元显等人专权，王国宝乱政，王恭、殷仲堪起兵，桓玄夺位，刘裕势力兴起，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陶潜的曾祖父陶侃虽曾因功取得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到了陶潜一代，家世已经败落。他自幼生活在农村，家乡浔阳的田园山水把他养大，到了二十九岁才出仕，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镇军、县令等卑官微职，使他无法施展“大济苍生”的壮志；而人在官场，又身不由己，还要强装欢颜，迎进送出，与那些庸官俗吏周旋，“志意多所耻”，他对官场感到彻底失望。在仕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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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志，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潜继而怀念和向往未仕以前的田园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遂决心归隐，在田园间生活二十余年，直到终老。正因为他的家世已经衰落，他归隐田园后，接触田父野老，议论桑麻种植，还必须时刻为自己的生活计谋，否则就会饥寒交迫，加上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以他亲自参加了生产劳动，亲身体验了劳动带来的愉悦和艰辛。诗歌是心灵的反映，田园美景、诗人热爱劳动的心迹、诗人的活动、诗人的生活态度也就非常自然地出现在他的田园诗中。
王维的经历与陶潜相比，就大为不同。他二十一岁及进士第，做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遭贬，后回长安，得到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吏部郎中、给事中等朝廷命官；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所获逼为伪官；肃宗回京，他又一度被贬，最后还是升至尚书右丞，直到终生。尽管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在宦海里几度沉浮，但基本上是一生为官。他的家庭亦与他人不同：据《旧唐书》中的《王维传》记载，其母“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详，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其“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尝荤血，晚年常斋，不衣文彩”。母亲和兄弟都潜心念佛，这种实实在在的信佛氛围一直伴随着王维成长，耳濡目染，他的思想上深深地烙上了佛学的印记。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王维正式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他“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之《王维传》）。
从二者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陶潜无法施展抱负的愤懑不平与王维相比，尤为强烈，即使归隐田园，也时刻不忘忧国忧民。王维因佛老思想崇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有即是无”，加上坎坷仕途，参破红尘，求心静、求超脱的思想有甚于陶潜；他追求顿悟，向往空灵，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于消极颓废。陶潜和王维的一切生活经历在他们的田园诗中折射出来，因此，他们的诗歌思想内容和思想情绪也就出现明显的差异。
二、从诗歌描摹的内容、表现手法和形式看陶诗和王诗的差异
王维田园诗和陶潜田园诗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农村田园山水、农村生活，但也略有差异。在陶潜约三十首田园诗中，多半是作者躬耕生活的所见所闻，田园之美，人民之艰辛，生活之艰辛，观察非常仔细。他从平凡的景物中和日常生活中抓住最具特征的事物予以描绘，并且饱蘸浓厚的思想感情，自己的影子始终行走在自己的诗行里。比如脍炙人口的《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作者种豆南山下，晨出晚归，夕露沾衣，心愿无违。在这首诗中，每个整句前，几乎都可以加上一个“我”字，也就是说，读此诗，我们的眼前总是闪动着作者的踪影，作者就是诗中描述动作的施事者。又如《和郭主簿》（其一）中诗句：“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舂秫作美酒，酒熟我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等。翻开陶潜诗集，这种用“吾、余、我”表达作者“行踪”的诗句随处可拾，几乎出现在他的每一组诗里，而在他的田园诗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与陶潜田园诗相比，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大幅度地扩充。他从田园中跳出来，放眼山水，以画入诗，以诗作画。尽管如此，但是在他的二十余首山水田园诗中，除了在极少的一二首诗里可以寻到作者的影子外（如《酬诸士见过》中写道：“晨往东皋，草露未稀，暮看烟火，负担来归??”），在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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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数诗作中，只能发现他是一个庄园主式的旁观者，欣赏田园环境之美，描写农民自由恬静平安的生活以及人们繁忙的劳动场景。与陶诗恰恰相反，在他的山水田园诗里，“我、余、吾”之类的字眼十分罕见，没有自我形象、自我行为、主观意图及情感表现。比如《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年牧童，倚杖候荆扉。雉句隹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
最后两句“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使一个旁观的第三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王维离开官场，短暂隐居田间，毕竟缺乏对劳动生活的切身体验，他的田园诗创作自然在无形中受到限制。因此，《岘佣说诗》评价：“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
从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表现形式上来看，陶诗和王诗的差异要比他们在诗歌内容上的差异大得多。
陶潜一生致力于组诗创作，且以五言见长；他的田园诗几乎都以组诗的形式出现。王诗则长短皆备，均有传世吟唱之作，其后期诗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辋川集》绝句，如《鹿柴》、《竹里馆》、《辛夷坞》等，而其长诗《山居秋暝》、《春中田园作》、《渭川田家》等更是久传不衰。
陶潜虽是杰出的田园诗人，但陶诗中真正写景的句子并不多；他坚决反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的绮丽雕饰的诗风，尽可能地使用清新、质朴的口语以及白描写意的手法，风格平淡、冲和、自然，景中见情，情中见理，相互交融；作者态度十分鲜明，富于启发性。他的《移居》（其二）写道：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诗中语言浅显易懂，读来朗朗上口；只要是稍读诗书的人，都能准确理解，被其中“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情景所感染。
而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则常以工笔画的手法进行摹像，客观地刻画出田园山川之形、之色、之声，目之所及，笔之所至，处处写实；所写之实均笼罩在“虚静”之下，读之悟之，心情悄悄地接受感染。其语言比陶诗讲究，朴素之中不乏鲜艳明亮的色彩。他的名作《山居秋暝》八句诗中，前四句全是写实景；空山、新雨、凉风、明月、苍松、清泉、石头、竹林、浣女、莲叶、渔舟，无不具体可触，历历在目。“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可以说，画意与诗情相结合，应该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最大特色。
另外，王维努力学习陶诗，沈德潜《说诗晬语》说他得陶诗之清腴风格，我认为表现得最为显眼的是《渭川田家》学《归园田居》，《田家》前两句化用陶诗《有会而作》的小序，《偶然作》（其二）总的基调是学《止酒》等，他并非照搬照抄，而是消化吸收，创新求变，把山水物色引入他的田园诗，使诗歌增添了不少美感。然而，贺贻孙曾说“唐人诗近陶者，如储、王、孟、柳、韦诸人，??独一段真率处，终不及陶”。可见，王诗在“真率”一面与陶诗相比，远远不及。
三、从诗歌塑造的意境、表现的思想内容看陶诗和王诗的差异
陶潜和王维的生活经历对于各自田园诗的影响完全不同。纵观二者的每一首田园诗，其中所塑造的意境、所表现出的思想内容大不相同，思想价值也相去甚远。
先看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创作于中年之后，或因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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