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总出不了大师—— 读《故国人民有所思》
钱学森曾经发出惊天一问，为什么我们国家总出不了杰出人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积贫积弱受尽凌辱的危困中，并不乏光芒闪耀的思想大儒和学术大师，反而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研学环境极大改善的承平岁月，知识、学术、思想陷入整体平庸和浮躁功利，是时代病了还是知识分子文化脉络扭曲？
读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或许能找到些许沉思的线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从一个侧面解读非正常年代对知识分子肉身的残害和精神的撕扯，留下的不仅仅是创伤，更有回溯中的深刻反刍。
这是一部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心灵挣扎、心路迷茫的苍凉记忆。作者运用大量原始史料和广泛寻访，记录了11位全国一流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中这段时期风雨如晦的遭遇，俞平伯、马寅初、陈垣、冯友兰、汤用彤、贺麟、周培源、傅鹰、王瑶、蔡旭、冯定，几乎就是那个时代一个微缩的大师谱系图。
用今天的眼光回望，他们无愧于大师称号，学贯中西，大部分有欧美深造的学术背景，在各自研究领域里深具造诣。他们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迎合与抗争、固守与变通、冲击与腾挪、躲闪与沉默，构成一部滑稽变态的民族思想史。
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时代语境中，全民族陷入黑暗的狂热，学术本身的规律，思想和知识演进的谱系被彻底颠覆，知识分子被强令“走下神坛”，接受“无知无畏”者让人哭笑不得的拷问。身体的摧残退居其次，精神的煎熬、内心的压抑、思想的迷途，成了这些大师们难以逾越的坎。
陈寅恪所言“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知识分子看得比生命还珍贵的操守，但是当他们的学术研究遭到无休无止的指摘与干扰，当他们的理论体系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与否定，便从此失去了独立与自由的尊严。善观风向者，尚可以勉强地接受改造指令，违心地贴上“进步”的标签，大多数人却只能陷入“激奋又茫然、紧跟又踌躇、外人又无法全部解读的苍凉心境”。
当不谙学术、胸无点墨的学生加入到这场批判的狂欢之中，师生传承的千古道统荡然不存。教授的讲义需要学生“呈请鉴核”，没有任何学术根基的人，可以对老师的研究成果勾勾抹抹，端腔拿调“是不是合乎国际水平”，你可以想像站在台下拘腰低眉的大师那无法言说的辛酸与痛楚。
这就是大师们在那个疯狂年代中的普遍处境。
甚至连自然科学也要接受“合格标准”的改造，连流体力学都可以加上“唯心”的判定，不得不说这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伟大发明。当遗传育种学家蔡旭不得不接
受“按亩产数评定教授级别”的指示，亩产5000斤一级，4000斤二级，1000斤五级，你可以想像他“欲辩无言”的窘状。
“时光在缓慢地流逝，所有的斗争伤痛总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再留个时间慢性缓冲。”大师留下的，不是浩瀚典籍的背影，不是思想殿堂的光泽，而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的累累伤痕，是学术巨子投射在年代反光镜上的孤独而落寞的身影。
11个人只是芸芸知识分子最尖利的缩影。这场罕见的思想改造运动，岂止是摧毁了11位顶尖教授的心理防线和价值判断，它从精神层面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根基，打破了薪火相传、克己复礼的学术生态。我们知道，自然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其修复成本和周期何其漫长，而学术生态遭到如此大规模的摧折，想要恢复秩序、重拾学统与道统，谈何容易！
时代终于回归到理性轨道，荒唐年代的集体迷狂成为了历史。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走出了不堪回首的历史语境？北京大学从1907年到1948年间共毕业学生6614人，而解放后十年间就毕业了7877人，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觉得这种头脑发热的学术浮夸是北大抹不掉的历史污点。用马寅初的标准看，我们戒掉了学术浮夸了吗，今天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思维彻底断绝了吗？
道路拉正了，但对旧思维的抛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问，假如时光倒流，我们这群人放置在这本书中的时代环境中，我们又能表现得怎么样呢？回顾那段历史，倘若不能让我们从迷狂中真正警醒，而只是对他人的不幸报以同情与唏嘘，倘若不能从解剖迷狂中告别荒唐，就仍然存在着重蹈覆辙、重拾荒唐的危险。
一根传习经年的学术之弦，被时代的洪流轰然冲断，从此知音稀少，心事付瑶琴。
什么时候这根弦以它本来应有的经络修正粘合，使之恢复纯净旋律与滔滔气势，钱学森之问或将顺势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