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对八股
科举制批判之比较
摘要：《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都对毒害和摧残文人士子的八股科举制弊病有揭露与批判，对其腐朽反动本性予以嘲讽。由于作者人生境域、生活环境、人生观等因素的影响，两篇作品的所持观点、表现形式和批判程度是不同的。 关键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八股科举制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杰作，从多方面揭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全书有近7O篇小说，或描写蹉跎科场、落拓不遇的寒士的惨痛遭际；或挖苦考中的凡庸之士；或把打击的矛头对准昏庸贪婪的试官。《儒林外史》则引绳批根，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病，从八股对士子心灵的扭曲与毒害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挖掘。这两部小说虽然相隔了大约有半个世纪，但两部小说却都不约而同的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冲击，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反动的本性。纵观两位作者的人生和两部作品的内容，由于他二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观，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遇，所以这两部作品的所持观点、表现形式和批判程度是不同的。
一《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所持观点是不同的。 蒲松龄对八股科举制是基本认同的，这从《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的开宗明义即可得知。他拥护这一考试的方式，认为“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于去恶》)。也拥护考试的内容，《颜氏》篇中顺天某生善尺牍，而八股“裁能成幅”，蒲松龄称其“见着不知其中之无有也”。他认为八股考试也是选拔人才的正确途径。
在《新郑讼》篇的“异史氏日” 中，他就以实际例子堂而皇之地驳斥了对八股选拔人才持怀疑态度的人，声称“谁谓文章无经济哉!”。蒲松龄所痛心疾首的只是八股科举中的不公正现象，使得“英雄失志而陋劣幸进”。但若说蒲松龄对八股科举制度毫无保留地赞同，则有些厚诬前贤。《贾奉雉》中，贾生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容，并借郎生之口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鄙夷之态溢于言表。被称为作者自叙传的《叶生》中，叶生以“文章词赋”著称，倍受称赏。蒲松龄
本人除制艺外亦博闻强记，致力于诗词俚曲等文体的创作。因此，笔者认为，蒲松龄在反映八股科举的流弊时，融入自己的闻见感受，写来感人至深，字字血泪。然而他关注的焦点在科场的不公正上，因此批判定位在具体的操作者上，即考官的无能和贪赃枉法。他对八股科举的认识尚未超越感性的层面，换言之，即还未上升到对制度本身的批判。他将考生的失败归因于试官及命运等不稳定因素，所以他对心盲目瞽考官的抨击尤其激切、猛烈。蒲松龄痴迷科举，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甚至年逾花甲仍“白头见猎犹心喜。”蒲松龄的大半生岁岁按时参加科举考试，从未放弃对功名的追求。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蒲松龄已经六十三岁，仍参加了乡试，又遭失败。这以后他因年老退出考试，却将希望寄托在儿孙们身上，在诗中勉励儿子们努力获取功名：“昔贤逾壮岁，尚与童子伍：一备弟子员，云霄已腾举。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科举考试消耗了蒲松龄一生的光阴，使他的精神在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的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起起落落，但他仍得出了“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的结论，可见他对科举功名的执着与痴迷。由于他身历其中，体会深刻，所以在《聊斋志异》中能语语击中要害，酣畅动人。笔者认为他之所以九死无悔地追求科场得意，是因为坚信自己的落拓不遇是由眼鼻俱盲的考官酿成，而与制度本身无关。失志时，他带着切肤之痛，怀着满腔悲愤控诉着八股科举。被推上受审席的是具体的考官，而真正使那些士子不幸的根源—— 八股科举制却逍遥法外。蒲松龄终身沉迷科场，可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希望一次次被粉碎。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八股科举制熏染下的社会悲剧。
如果说蒲松龄对八股制是基本认同的、亲和的，那么吴敬梓则是彻底否定的、批判的。吴敬梓在年轻时遭遇了一系列家庭变故及科场挫折后，看清了世间人情冷暖和功名的虚幻。在铁的事实教训下，他三十六岁就看破了科场的污浊和八股制的不合理，绝意仕进，拒绝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笑傲泉林。他将考生的失败和不幸归因于八股制度这一稳定的因素，因而不再困惑，不再迷茫。因此，他才尖锐地质问：“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多次磨难和失败后，终于放弃了曾孜孜以求的科考，这表明其思想在现实的历练中有了新的发展，对八股取士制度本质的认识亦更加深刻。
于是他在小说开篇伊始就否定八股科举制，借王冕之口痛斥八股科举制度这
个法“定得不好”，它导致知识分子一味追逐功名富贵，只知死读《四书》、《五经》及“程墨”选本，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使“一代文人有厄”。批判的锋芒所向是法，即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与腐朽，而不单单是具体操作者的无能。在这种制度下，只会生长出像张静斋、严贡生、匡超人这样的“恶浊之徒”。这种制度下选拔造就的人才，只能是不明本朝历史，不识苏轼何人，不知“先儒” 何义的低能、愚蠢之辈，只能是大堂上响着“板子声、算盘声、戥子声” 的凶狠贪婪之徒，只能是懂得八股字眼的浅陋、粗疏之流。这一切使吴氏能跳出牢笼束缚之外，保持适度的距离，不动声色，以冷眼观世，看清八股科举，自觉、深入地批判这种腐朽的制度，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成为高举反八股科举制的斗士。
二《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手法也是不同的。
《聊斋志异》 “以传奇手法志怪”， 蒲松龄用妖狐灵鬼的形象来寄托他对科举腐朽的愤慨，揭露出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刻画出那些官吏的贪恋、无耻和虚伪。借用民间故事，写鬼写狐，想象奇特，以神怪幻异的手法写出了大量的讽喻现实的作品。这类人鬼混杂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既阴风阵阵又诗意浓郁的神话世界，把神怪幻想和现实人生巧妙结合起来，造成许多亦幻亦真的形象和画面。《于去恶》中的于去恶，《三生》中的兴于唐，《司文郎》中的宋生，《叶生》中的叶生等，他们都是怀才不遇，横被黜落，抑郁而死。《叶生》中的叶生死后阴魂不散，不仅教恩人之子使其高中，而且自己也高中进士，直至回家看见自己的灵柩才明白自己已死去多年。整个故事充满抑郁悲凉的气氛，它仿佛为受科举制度残害的知识分子唱出了一曲凄婉的哀歌。这类故事使得整个作品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于写鬼写神之间对社会弊端进行了批判，很有寓言的特点。《司文郎》写一个盲僧有一种奇特的本领，他用鼻子一闻别人的文章，就能准确地评判出文章的优劣。他闻了王平子的文章大加赞赏，表示能在考试中高中，结果却名落孙山；而余杭生的文章使他闻了作呕，但却偏偏高中。他听了以后不禁大为感叹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辛辣地指出这些试官有眼无珠，是睁眼瞎，怎能分辩得出文章的优劣？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现实，作者极为愤慨，因而以嘻笑怒骂之笔，痛加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