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应该就是指的“气”,气分阴阳,是为“二”;因而下文才会说万物是合阴阳而和的。《淮南子`天文训》释《老子》此言道:“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虽然古人对气的理解或有歧异,气之构成万物在古时确是一种流行的生成模式。《庄子》之人生气化论以此为背景方得成立,但它在清晰性上则远远突过旁人;固然这是其杰出之处,然而由此进而得出对于生死问题的通贯一体之态度,才是庄学真正异乎他人、流被后代的精光所在。即以老子而论,庄子虽然认同老子将生命的发生视为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但他超乎老子之处,乃在于更进一步认为死与生属同一连锁上的环节。死与生犹如四季的轮转,犹如日夜的交迭。而在老子这点并不明确。《老子》中对于死似乎主要持消极的态度,并且强烈认为死是应当趋避的,在《老子》看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因而他主张处柔下之位,从而达到长久存在之目的。比较老庄的言说,可以看出,庄子不仅关注气之聚合而物生,而且更坦然言明气消散而物灭;且就《至乐》篇“鼓盆而歌”的语境而言,庄学似乎更加侧重在后者。正是这建立在气之聚散观念上的生命观,使得庄学可以将生命视为一个连续的自然迁变过程,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死生为一条”(《德充符》)。《大宗师》记子祀、子舆、子犁和子来是莫逆于心的知交,因为他们一致认识到“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体”之理。因此,庄学才能够以平静而自然的心态来面对死亡;它所谓的“真人”是明了此理的:“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大宗师》)当生来到时便欢喜迎受,最后又忘生死之隔欣然回归原初的状态。
或以为庄子已经修炼得无情境界,刘小枫曾尖锐地质疑:庄学的根本目标是否欲使人心成为石头?其实,在“鼓盆而歌”中,清楚地可以看出,庄子实在是怀有悲哀的,所谓“是其始死也,我何独能无概然”,并不是如石头一般没有知觉感性的;只是他能够以人生一气之流行的观念来消释悲哀,以理化情,以情从理。在《德充符》中,庄子实已言明所谓“无情”并非一无感应:“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也就是说没有决然否定主体好恶之情的存在,只是强调不因情感的冲动而伤害到内心。这大概才是他能够给予后人切实支持和安慰的地方。中古玄学对于圣人有情与否曾有不同意见,而王弼所谓“应物而无累于物”之说(何劭《王弼传》)正是对庄学的承继阐发,而在当时应归于“有情”一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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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课 后世的同情与不解
庄学对于死亡的达观,虽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远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时即可为人接受的。对于生命的关切是人类基本的冲动。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关口。汉人对于生命的长生久视抱有强烈的企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古典理性精神的反拨,对于长生法术的追求乃成一时风尚。这一点在文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然而求仙之在现世难以应验,最终必然会引致对它的反省、疑惑。在企求破灭之后的失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古诗十九首》里即充斥了生死之感,表达得最主要的就是人生之有限的尖锐意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对此,古诗作者诉诸的法门是及时行乐、世间荣名等。这是一种执著生命的表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妨专注现世的生活,然而这种专注恰恰是对于不在视野中心的死亡的强烈意识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庄子式的视死生为一体观念,一定是不能理会的。
再后,因眷恋、执著于现世生命而对庄子的以理化情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达观作出直接反对的有王羲之。
《兰亭集序》真伪曾有争论,然而似乎无论从书法史还是文本观念的角度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王羲之作为作者的地位。
兰亭会时在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三日,众名士临水修禊,饮酒赋诗,将所作诗汇集后,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时人比之石崇《金谷诗序》。当那些名士们在四世纪的中叶,聚集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相与“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一个“乐”字,突显了当时的氛围。然而,随后来临的是良辰美景难以久住的伤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一个“痛”字,点明了此刻的情感陡转。以此看《兰亭集序》,大抵可认为其具有两层结构,即兰亭集会之乐以及由联想到快乐之不永而来的悲哀。这在晋人生命意识敏感的背景下并不显得特殊,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古时作品中已往往可见。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就是典型,所谓“欢乐极兮哀情多”。而彼时人用以比拟《兰亭集序》的《金谷诗序》,也有类似的转折:在写叙了众人饯宴于“清泉茂林”之间后,《序》表达了“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的伤感。因兰亭之会孙绰同时所作的《兰亭后序》也有类似的情形,孙绰同样描画了兰亭周遭环境之美,“高岭千寻,长湖万顷”,记叙了诸名士“藉芳草,镜清流,览卉物,观鱼鸟”之乐,而后因时光之流逝而悲慨衷来:“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会,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艺文类聚》卷四)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出《庄子`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而“齐彭殇”,见《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态度与王羲之之天师道徒身份相关。王氏家族世代奉道,《晋书》卷八十《王凝之传》:“王氏世事五斗米道。”在早期道教趋生避死观念之下,其视野中生与死之间的境界是断然不同的,所以庄子所谓两者“一体”或“一条”的观念,在道教徒王羲之必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中间的不合,清乔松年即曾点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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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兰亭集序》与当时的流行的庄学宗旨有别,其《萝蘼亭杂记》曰:“六朝谈名理,以老庄为宗,贵于齐死生,忘得丧。王逸少《兰亭序》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有惜时悲逝之意,非彼时之所贵也。”他并以此解释萧统《文选》之不取《兰亭集序》的缘由。乔氏之说确属洞见,王瑶更进而言及王羲之的道教背景与该文的关系:“右军世事天师道,其雅好服食养性及不远千里之采药石,皆对于死生恐惧之表现,而欲求生命之延长也;``````《兰亭序》所申言兴怀者,本即此意。”
《世说新语》中有王羲之明确反对当时老庄玄谈的记载,而他的《杂帖》中更有直斥庄子之言,他称奉佛法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并称“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而对于庄子之说则曰:“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王羲之在当时名士奉庄甚烈的风气中之不以庄为然,是显见的。而在当时,庄学与道教的关系确实远远不象后来如李唐时代那样相与为一:毕竟《庄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部玄学要典而不是道经。据《隋书`经籍志》,道士之讲《庄》在隋时;而《庄子》成为《南华真经》更到唐玄宗天宝初年。即使在那时,还是有人对于老庄道家与道教究竟有否关联表示怀疑,吴筠《玄纲论》便记载了有人对他的责问:“道之大旨莫先于老庄,老庄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何独贵乎仙者?”由此返观初期道教,更可体会其与道家之区别。至少在庄子看来,道教之希望长生久视实在是违逆自然的举动。《大宗师》表示了人作为天地自然的产儿当依循本分的意识:“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我相信,在庄子看来,道教之追求人之永生的企望,实在与这里的“不祥之人”没有什么差别。庄学与神仙之区别,古人是非常明白的,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汉书`艺文志》中,《庄子》列道家,而与神仙家分列不同的类别。虽然《庄子》中也有神仙之说,如《逍遥游》之“藐姑射山”一节:
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神人的如此能事确实奇异,然而《秋水》对于此类超乎常态的情形有非常理性化的解释:
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
也就是说,神人、真人们之所以不畏水火是因为能察其安危、进退得宜而不近(“薄”)险境而已。而《刻意》篇对所谓养形之人也有明确的批评,“吹[左“口”右“句”]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而真正的得道者乃是“不导引而寿”的—在庄子看来,养神较之养形重要得多;而这正是与早期道教通过炼形而祈求长生相对立的。
当时真正领会庄学真意的似乎是陶渊明。陶渊明在精神上几乎重演了以往诗人曾经的所有对生死问题的思虑。他也一样为生命的短暂、有限而焦虑: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饮酒》其一)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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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其一)
诗人为抵抗生命之短暂和空无而寻求依托和意义,比如儒家之事业与世俗之功名,乃至道教之长生企望,然而这一切他在最终都放弃了。陶渊明最后的道路就是庄学的道路。这样的精神历程在《形影神》诗中显示得最为清晰。《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悽湎。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此谓死亡对于人生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不如抓取现时,及时行乐;而在这里,“酒”乃是现实快乐的象征。这其实也就是《古诗十九首》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的主张,而在《驱车上东门》中也提及了作为快乐代表的“酒”:“不如饮美酒”。这里值得提出的是,陶渊明虽然肯定人生必然有死,但似乎没有非常之明确地反对长生之术,他只是说“我无腾化术”而已;下面《影答形》中对于神仙之说也只是说仙道邈远不可及,似乎也并未决然否定昆华仙境之乌有。通观陶诗,虽然他一再坚决地说人之既生则终究不免于死,但似乎对于神仙之说很少决然否定之辞,这或许与陶氏一族世奉天师道有些关系。由此,亦可以与王羲之并观,了解家族信仰对于士人内心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对把握现世实在快乐的“形”的回应,《影答形》曰: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栖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谓个体生命之价值意义在于声名之类,饮酒自乐不如立善扬名。这也就是《古诗十九首》中所谓“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形”、“影”都是前人表举过的道路,而陶渊明不以为然,他的宗旨见于《神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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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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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矣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在人生终究有一死的共同前提之下,“神”对现世的及时行乐与生命凭身后之声名而延伸这两种姿态都作出清楚的否定:饮酒或许反而会伤生,而身后之名凭谁传?而且即使声名留后,又有何意义?诗人的结论是“委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种归依自然、顺从迁化的生命观念,消释了恐惧和悲哀感,是古代庄学的真精神,也是当时玄学的新成果。庐山诸沙弥之《观化决疑诗》中有云:“观化化已及,寻化无间然。生皆由化化,化化更相缠。宛转随化流,漂浪入化渊。”所谓“宛转随化流”即表述人生乃一大化流行过程的意旨。然而此诗之顺化,似乎主要在臻于观念上的通达,从其诗题即可知其重点在乎“观”化,诗的最后“悲哉化中客,焉识化表年”两句,更显示出此诗主观倾向要在悟解世人,因而对上引诗句更切当的理解是:它们是对世间众生不由自主处于大化流行之中的描述,而不是欲完整阐述人生之真谛。由此返观,陶渊明则不仅仅在于“观化”,其“纵浪大化中”表露的更是主体于大化流行的投入姿态,在直面自身的迁化时自觉地持有欣然的平静。此属庄学之真意,看《大宗师》子舆病后的表白,他便是欣然而平静地接受己身异变的。
陶渊明是一个超乎时代的诗人。但他所理解的庄学以及他的自我作为却在后代受到文士的最大尊重,成为他们心智的主流归依。比如说曾和陶诗的苏轼。
苏轼在文字中一再写及人生如梦的感慨,而说到他生命意识的表现自不能不提及《赤壁赋》,如果就文本结构的分析入手来讨论东坡之生命意识较之前代的进展,《赤壁赋》似乎也是《兰亭集序》的最佳对照。相对于上文言及的《兰亭集序》之“乐”而“悲”的双层式结构,《赤壁赋》的基本结构则是由“乐”而“悲”、再转“悲”回“喜”的三层式。《赤壁赋》开篇,“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当此良辰美景、“饮酒乐甚”之时,有客吹箫“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形成第一重由“乐”而“悲”的转折,此一变折与《兰亭集序》并无大异。问客缘由,乃因回想当年一世之雄曹操而今安在,感慨相对自然之江山,人生之渺小有限:“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面对客所提出的人生有限之悲哀,苏轼的回应先以眼前之水月为喻,水虽长流而终究在,月有盈缺而实无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此解脱之辞化解了客之悲哀,转为“喜而笑”,从而构成第二重的转“悲”回“喜”。 而《赤壁赋》之所以较之《兰亭集序》转进一层,其关键就在于它借鉴了《庄子》之说,并在精神上依循了《庄子》以理化情的路向。
苏轼的解脱之说辞,宋人已经指出乃用《庄子》之意,即《德充符》所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节在《庄子》本文的上下文中恰也关涉到生死问题,篇中孔子称赏王骀能识得世间物化之大体,面对“死生亦大矣”之事,能“不得与之变”亦即平静待之而无异常,宋林希逸即释曰:“不得与之变者,言死生之变虽大,而此心不动。”之所以如此,其背后的理据即万物就其根本而言是同一的,虽然从其实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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