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读书笔记
本书作者罗常培先生是着名语言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他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并且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家。而着名语言学家王力曾这样评价他：“有人说罗先生是‘继往开来’，我认为‘继往’不难，难在‘开来’。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用语言学理论指导语言研究以他为最早，当时这是新的道路。” 这本《语言与文化》是在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的，距今已六十多年，但无人敢否定其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其实，他在自序中曾写到，在1943年，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做过一次以“语言与文化”为题的公开讲演，这本书的间架就建立起来了，而后旅居北美又忙里偷闲地补充一些材料，之后在炮声和冷弹中持着“外愈喧而内愈静”的心理，忠于所学的态度，集中精力来写这本书，终于在1949年完成初稿。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丕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罗常培先生所着的这本书就是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的，陆志伟先生这样评价道“这在中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成绩已经是很可观了。”所以，在中国学术领域，这是一本开疆扩土的着作。罗常培先生在引言中说到这本书主要涉及到语义学，很少牵涉到语音学和语法学，并且从六个方面讲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 这个部分之中，罗常培先生举了几个例子，通过追溯几个常见词语的来源极其变化来表现了同一时期文化的变化，例如“墙”这个词语，最初取义与“柳条”，“柳枝”有关，这是数种语言的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在最初，各个国家都是用柳枝柳条一类的东西编织而成，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是当时的人类普遍受限于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除此之外，我们还可知道“柳”应当是易于存活且分布广泛的一种植物。
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这个部分就是非常直观的且有意思的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词的兴盛和消亡来看出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程度，如在中国古代关于牛羊的词汇极其丰富，年龄、性别、形状颜色和病症、动作和品性等等，都有特有的词来对其进行描述，这些词的
大量出现，可表明当时牛羊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说明在中国古代里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湮没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词几乎不再出现，它们差不多只存于古书之中了，这也表明现代生活中牛羊不再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我对这个部分最为感兴趣，所以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文中引用萨丕尔的话“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的或文化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有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学科、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语言上的交互影响。” 这个部分几乎就是围绕这个内容进行展开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借字的来源推测我们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有友好的也有敌对的，借的词反映历史邦交关系；从借字出现的文献来考证其时代与年份，并可由此推及同时期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借字出现的缘由亦可反映部分历史事件；由于有些借字由来已久，难以确切考证，就需要我们大量阅读，从众多信息中去筛选，而不可同门琛一样仅凭“鲜卑”一词便断定“师比”源于印欧语；借字由于是“借”来的，所以其稳定性比本土产生的词差上许多，不同的时期可能完全不一样。文中将借字分为四类：声音的替代，新谐声字，借译字和描写词；在每一类中又分别举例说明。 相比之借字，贷字就少得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汉语的方言太过于复杂，说不同方言往往很难顺畅地交流，所以哪怕本国的人也难以辨别一个词是否来源于中国。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以丝瓷茶为主，所以随之衍生大量贷字，又由于贸易可能集中于某些地域，所以带上了地域方言的特色，说其他方言的人几乎都无法分辨，但就当地人来看，却是极其亲切相似的。 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地名通常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以重要的证据来补充他们未完全了解的领域。在中国，地名可以显示当时人们的交通状况，映照一些历史事件。罗先生举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说，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我来自成都，成都有一个小镇，以前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现在叫天回镇。据说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一路逃到此处，刚歇下脚，得到唐军大胜，反贼战败的消息，兴奋得坐不住，立刻率部回朝。天子回朝之处，
之后便一直叫天回镇。
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名族包含了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之中慢慢融合，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差别来，但某些细节方面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书中提及多个姓氏，原本我都以为一直是汉姓，没想到各个姓当中有那么多的讲究；比如马、白、洪、丁、古之类的词，在漫长的历史融合期下，我们早已不会看到这个姓就想到外族；不过反映宗教信仰的倒是会明显许多，像“萨保”这类词明显与汉族的用词习惯不同，不过其究竟是属于哪个宗教词汇，便又需要查证才能明白了。 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根据书中所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其实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所采用的婚配制度不尽相同，要通过亲属称谓来看婚姻制度，必须要根据当地的那套系统来分析，所以十分复杂。但我却觉得这样使用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的亲属称呼其实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仅书中所述黑夷人称呼其父亲，岳父，公公都一样，在罗先生那个时代看来是很奇怪的，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许多家庭都采用这种这样的称呼方式了，一来是这样显得更加亲近；二来是因为我们这一辈多是独生子女了，男女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所以这种由于男方女方而区分的称谓逐渐被淡化了。 从这本书中我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对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也看到关于有些方面的观点不再像当初那样准确了，因为时代的前进，社会在变化，我们再作这些研究时应多结合现在的现象和事实；相比起来现在我们往往太过浮躁，沉不下心来了，而前辈们着书相当严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扰，静心书写，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