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码转换的单码视角”看马来西亚的罗惹华语
一、引言
在多语环境下，人们依赖于不止一种语言;日常口语中使用某一语言时，往往会或多或少地掺杂其他语言的词语，由此产生语码混用（code-mixing）及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现象。马来西亚是一个多语环境的国家，主要有马来语、英语、华语、华语方言、泰米尔语等。人们在说话时，会根据交际对象选择某种语言为主体语码，同时夹杂一些客体语码成分。这些语言表达形式都广泛地、自然地被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旁观者若不熟悉这种语言习惯，很难看出任何规律，以致无法辨别他们在说的是哪种语言（Coulmas，2005）。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与融合，马来西亚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混用现象目前已进入了一个稳定且持续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罗惹式”（Rojak，即马来西亚特色沙拉）语言变体。如吉隆坡华人在说话时便常以华语为主，并且在同一个句子中掺杂英语、马来语或广东话成分，而且不需要因语码转换而停顿思索（洪丽芬，2007）。这种较为稳定的语言变体就是“罗惹华语”（又称“马式华语”）。 以下例句便是典型的罗惹华语：
（1）I mean，我对那种surprise完全 无（bo） rasa 。
（英语） （英语） （闽南话）（马来语）
（广东话）
（“我的意思是说，我对那种惊喜完全没感觉呢。”） 此外，“马式英语”（Manglish）和“罗惹马来语”（Bahasa Rojak）也分别是以英语和马来语为主体，以其他语码为客体的“罗惹式”语言变体。
根据Myers-Scotton（1993）所提出的“标记性模型”（markedness model）理论，语码选择被区分为“无标记的”（unmarked）及“有标记的”（marked）;无标记选择指的是在规约化语境中做出符合社会规范及期望的语码选择，反之便是有标记的语码选择。无标记选择是社会上基本的、常见的现象。语码混用常被看作交际策略之一，可以用来显示身份、表现语言优越感等社会功能（游汝杰、邹嘉彦，2012），属于有标记选择。然而，语码混用在马来西亚人的日常交流中已司空见惯，其标记性已经大为减弱而趋于消失，可以看作是一种无标记选择。 另一方面，人们在讨论语码混用时，一般是以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多语者为前提的。例如：在第二语言英语水平较高的中国汉英双语者中，常出现汉语中掺杂英语成分的现象。同样，马来西亚人在日常交际中如此熟练地混用各种语码，也常给人留下他们都是多语者的印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Meeuwis & Blommaert（1998）曾研究了比利时的扎伊尔裔社团的“多层次语码转换”（layered code-switching）现象，发现他们经常在“林加拉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法
语”之间来回转换，却未必同时掌握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以及法语这三种语言。他们主张以下观点：1.使用这种语码的人并不一定是双语者或多语者，即说话人不一定掌握该语码中掺杂的所有语言;2.语码转换是该语言社团中默认的说话方式，并不构成任何社会功能（即标记性）;3.所谓无杂质的、单纯的标准语码并不一定存在于这种语言社团。由此，他们提出了“语码转换的单码视角”（monolectal view of code-switching）理论（其“语码转换”的概念包含“语码混用”）。在这种“单码视角”下，语码转换所形成的变体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码（one code in its own right），一个独立运作的语码系统。我们认为，从这一视角出发，某些多语环境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解释。
因此，本文将针对马来西亚吉隆坡青年华裔，从说话者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试图从新的视角解释马来西亚华人语码混用的现象。
马来西亚华语分为两种变体，即规范华语和“罗惹华语”。规范华语是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标准华语，由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进行规范，多用于教育、新闻及正式场合;罗惹华语则是因语码混用而形成的华语变体，用于大众的日常口语。罗惹华语在马来西亚各地存在地区性差异，其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客体语码的强势程度。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也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大型城市，较为强势的语码包括华语、英语、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