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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福利国家的历史起源与发展—从济贫政策到福利国家
相关问题：英国福利国家的一般情况 1、前工业社会的济贫政策 2、贫困理论的发展变化和《新济贫法》 3、劳合·乔治的社会改革政策
4、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的建立
英国福利国家的一般情况
王震的感慨：“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日：《旅英十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王震听说英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个失业工人，想看看英国的阴暗面。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老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
这位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引自中国驻英大使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老革命家王震看后感慨良多。他，贵为国家领导人，住的房子面积大一点，但那是组织分配居住的公房，而这位失业工人带花园的小楼，却是私家财产。
王震工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工资的四分之一
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位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兑人民币汇率一比四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四百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王震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特权部分不论，他那时的每月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每周工资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一个英国电梯工每周工资的六分之一。这反衬出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有关专家研究的结果，一九七八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一比四十二。（《评毛及毛时代》）
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英国形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包括：退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卫生保障、国民保健服务和个人生活照料等。
1、退休养老保险 英国养老保险金分为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凡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男女城乡公民均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90年代初每人每月40英镑，1英镑约合12元人民币，下同)，而附加养老金则按退休前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时间长短、金额多少而定。
2、失业保险 经过登记并附合条件的失业者每月可领到90英镑失业保险，如需供养妻子，每月还可领70英镑。
3、医疗卫生保障和国民保健服务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待遇(包括踏上英国国土的旅游者、外交人员等)，去医院看病只付挂号费，住院只付饭费，连近视眼配眼镜也是免费，只是镜框的选择范围比较小。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保健补贴，如医疗补助金、病假补贴、长期疾病补贴、残疾人补贴、生育补贴、产妇福利补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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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生活照料补贴 儿童(16岁以下)享受定额儿童福利补贴，此外，单亲父母子女、孤儿，另有补贴；全民免费初、中等教育，90%大学生享受各种津贴；低收入家庭补贴，工伤事故补贴，住房补贴……
英国目前共有6百万适龄人口长期领取社会福利金。这就是说将近十分之一的英国人（近五分之一英国成年人）是在长期依靠社会福利金生活。根据目前的政策，18-65岁男性和18-60岁女性可以领取失业金，16-17岁青年也可以申请青年过度性失业金。成年人可以一直领取失业金，唯一的要求是在他们领取救济18个月后，他们有可能被要求参加免费的再就业辅导。
英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经费来源
英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经费50%来源于政府税收，其余的由雇主和个人各出一半。而政府税收中最主要部分是个人所得税，其原则是“抽肥补瘦”。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低于一定额度，免征所得税。收入(含工资和投资及其它劳务收入)越高，征收税率越高。二战后收入税起征税率为22%—30%，最高税率是60%—83%，这在西方国家也是首屈一指的。
英国工党执政时期为实现“抽肥补瘦”原则，还征收“资本转移税”(即遗产税)，此项税收保留至今，深为富翁头疼。“资本转移税”也实行累进制，税率15%—50%，起征点为30万英镑。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公正的税收制度，笔者半开玩笑地问过英国财政部主管税收政策的助理次官(相当部长助理)：“你们这种税收制度不符你们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你说的对，我们的做法恰恰是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办事，超高收入超出了他所创造的必要劳动价值，属于剩余价值，应该拿出来补助穷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 (转自北京科技大学MBA论坛）
美、英、法、德、瑞典贫困人口（收入低于中等水平的60%的人口百分比） 瑞典的贫困人口占12.3%,德国13.1%，法国14.1%，英国21.8%，美国23.8% 美、英、法、德、瑞典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总值
瑞典28.9%，法国28.5%，德国27.4%，英国21.8%，美国14.8%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英国福利制度
失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相对于有工作、最穷的邻居，他们的收入更高，而且不用交税。社会保障得多了，人更“懒”了，劳动者的架子变大了，工资不算高，他们就不干，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缺少竞争力，希思政府上台后，曾下定决心要杜绝此类现象，可工人们有了福利的靠山，罢工示威损失不大，很能“斗”，政府却耗费不起，屡战屡败，颜面丢尽。
1、前工业社会的济贫政策
（1）教会在济贫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2）民族国家的崛起与血腥立法的颁布
（3）从镇压到救济的政策转变： 1601年济贫法及其意义 （4）救济政策进一步规范：1662年的《居住法》
（5）以传统道德对抗社会危机的最后努力 ：“斯宾汉姆兰制度”
（1）教会在济贫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A、十六世纪以前英国解决穷人的救济问题的方式
十六世纪以前英国也存在贫困等社会问题，但那时解决穷人的救济问题多是通过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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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寺院、教会医院、基尔特、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比如在十五世纪的大城市中，就出现过许多分散的、拥有基金的养老院和救济院，如圣芭塞洛缪救济院、圣托马斯救济院、圣克罗斯救济院，此外还有为那些完全被遗弃的一类人设立了若干麻疯病救济院。
但这些都属于民间或宗教性质的救济活动。国家并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相反，视贫困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待这些不安定因素的方法在法律上往往是视之为惩处的对象。如根据十六世纪以前流传下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惯例，所有行为不检的游民一律作为罪犯看待，十六世纪初时这种态度仍没有改变。
B、教会在济贫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从古罗马到中世纪晚期，扶助流浪的贫民本来是教会的工作。基督教会不仅有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引导与麻痹功能，“也会为人们提供社会服务（包括救济贫民和赡养老人、抚养儿童），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古代基督教教义和寺院法(又称教会法)对英国的济贫法具有直接和深远影响。譬如，在旧约圣经中，要求人们对不幸者应怀有一颗慈爱之心，要关心那些生病、年老、残疾和贫穷者。早期教会人士在传教布道过程中，为赢得信徒，也不辞劳苦，乐善好施，救助贫苦病残垂危之人，以扩大教会的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屡见不鲜，在流传至今的一些书籍如《英吉利教会史》中即有许多生动的记载。当时的教会在济贫事务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其收入的1/3~1/4用于了慈善事业。
这是基督教文化中所强调的拯救精神和基督教文化中所追求的“圣爱”的体现。
（2）民族国家的崛起与血腥立法的颁布
A、民族国家的崛起与对教会社会功能的替代
中世纪以后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要替代教会的政治力量，就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国家攘外安内的传统功能，而且还必须承袭或替代教会的社会功能。
在中世纪英国，在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为避免教会和政权分庭抗礼下令没收修道院的财产。教会社会救助的资源被抽空，也就要求世俗政权出面建立起有效的扶贫机制。这就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对教会社会功能的替代。
B、十六世纪时英国社会出现大量流民
十六世纪时英国社会出现大量流民，主要原因大规模开展的圈地运动，人口增加以及通货膨胀。另外还有物价上涨的原因，比如1511年到1550年间粮食价格上涨了约60%，以后十年又上涨 55%。
英国当时大约有二万到四万流浪者。流浪分为正在找工作的与无论如何也不愿工作的，后者就是流氓。流氓每郡约三百到四百人，两两三三成组或四十五十人结队。无数人无家可归、无地可种.
面对如此严重的流民问题，民间及宗教等自民性质的救济方法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政府在十六世纪初所采取的往往是一些残酷暴戾的打击方法。
“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16—17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流民充斥的时代。16世纪最后30年以后，失地的农民逐年增加。圈地运动造成一大批无产的流浪者。1663-1674年的家庭税表记载的无地农民占了40%（杨 杰：英国农民家庭经济）。
农民失去了土地后，流离失所，充塞城乡，给英国社会造成严重威胁，面对大量流民，都铎王朝曾试用过两种补救办法，一是制定法规阻止圈地，二是制定“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政府颁布一系列迫害失地农民、禁止流浪的法令，如1530年规定，凡身强力壮的流浪乞食者，一律逮捕，鞭打至流血为止，强令发誓志愿劳动，然后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