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区别
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两罪的相同点在于，从主观方面看都是过失犯罪，在客观方面上都出现了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司法实践中的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出现交集、需要界分的情况，主要是与交通工具有关的过失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情况。二罪区分的关键点主要在于发生的场合范围及侵害的客体不同。交通肇事罪致人侵害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而与交通工具有关的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侵犯的是人身权利而非交通运输安全，其发生的范围比交通肇事罪要宽泛的多，不受时间或空间条件的限制。根据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死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134条、第135五条、第233条等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可见，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属于公共安全管理范围的。
二、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法定刑之比较 《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
规定的，依照规定。”《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法定刑的比较看，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低于过失致人死亡罪，而等同于过失致人重伤罪。由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通常是从事一定业务的交通运输人员，而理论上通常认为，业务过失的社会危害性要重于一般过失，普通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明显高于业务过失犯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明显高于引起不特定多数人死亡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交通肇事罪、玩忽职守罪的法定刑。重大责任事故罪、交通肇事罪、玩忽职守罪等这些特别法条规定下过失型犯罪的法定刑基本一致。 三、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在处理交通肇事罪和使用交通工具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时一直存在一些难题，主要包括如下两个问题： （一）由于关于公共安全管理范围的界定模糊，导致在交通肇事罪和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的罪名认定上存在困难 如何界定公共安全管理范围内与外，所谓公共道路管理范围内，应该是指纳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管理范围的道路，一般而言，
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学校、封闭的住宅小区等内部道路不属于公共管理范围，在上述区域道理上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死亡，如构成过失犯罪，需要定罪处罚的，不能按交通肇事罪处罚。司法实践中不允许外界车辆通行的乡村公路是否属于公共安全管理范围内一直存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一些乡村道路虽然已被纳入公路路网，但依旧被当地主管部门认定为村内道路，不对外界车辆开放。
案例一，陆某驾驶一辆大型客车通行至北京市通州区?t县时因平时通行的道路正在修路无法通行，如果绕行会导致所承载的乘客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于是跟随前方车辆行驶至旁边一村道路时与当地村民发生事故，致该村民死亡。由于该道路位于村内，一直被认为不通行社会车辆，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证实该道路为村民自建道路，为方便村民出行修建，不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但经调查核实，该村道路属于乡级公路，已被纳入公路路网，应当对社会外来车辆开放。
根据《公路法》第八条三款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公路法》第十四条四款规定：“乡道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编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通过上述法律可以得知，乡镇政府对本区域内的职责为建设和养护，乡道规划需要报县级政府批准。原则上讲，村委会、乡镇政府无权将已经列入公路的村道禁止外来车辆通行。同时，在认定是否属
于公共管理范围内时，还应该综合考虑是否有相关禁止外来车辆通行标志，是否频繁有外来车辆通行，外来人员主观上能否知晓该道路禁止通行的可能性。本案中陆某之所以行驶该村路的原因是其见有其他车辆也行驶，经查看相关监控录像，案发前30分钟内约有10辆车辆通行，且路面没有任何禁止外来车辆通行的警示标志，陆某主观上是不可能知晓自己行驶该路的行为不符合规定。因此，笔者认为陆某的行为应该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二）对于使用交通工具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时定罪量刑上没有相关具体法律规定，在实践中量刑是否参照交通肇事罪相关规定存有争议
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人身安全，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低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等同于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条款中情节较轻的法定刑与一般情形下的交通肇事罪一致，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在对使用交通工具过失致人死亡类犯罪量刑时是否应按情节较轻认定存有争议。实践中，一般比照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将此类犯罪的量刑幅度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情节犯，也有一些是因为犯罪人具有自首等减轻情节将此类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下一个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之所以司法实践中不约而同将这类犯罪的法定刑参照交通肇事罪采取较轻的法定量刑幅度：一是二者同属于过失犯罪，犯罪主体犯罪手段
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侵犯客体和发生场所不同；二是交通肇事罪侵犯法益甚至是大于过失致人死亡罪，不依照较轻的法定量刑幅度会违背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三）使用交通工具过失致人死亡够罪标准与交通肇事罪不一致，有失司法公平
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一）：“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由此看出，交通肇事罪构罪标准一是行为人必须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需要有相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双方责任；二是要发生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的结果。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中没有相关规定，只要行为人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并且造成了死亡、重伤（没有人数要求）的结果，就构罪。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因为交通事故发生在公共安全范围外，即使被害一方的责任更大，也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对方是否有过失只能作为量刑的考虑情节。
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特别与一般法条的关系，当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时应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法律规定处理。但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并无相关具体规定，就会导致相同情形下只是因为案发地点的不同是否够罪发生质的变化，这有碍司法的公平以及犯罪人的相关权益保护。
综上，汽车时代的迅猛发展，导致交通肇事犯罪及相关犯罪
成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犯罪，由于法律规定欠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无法解决，这都迫切需要相关法律规定的出台予以统一，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更完备的法律，需要司法机关在准确适用法律中发挥惩治及预防犯罪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