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性的犬儒处处只看到危险，这会造成人的生存危险意识错乱，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视为危险的人反而会更不安全。这是因为它使人丧失对生存安全条件的判断，“习惯性犬儒使我们对朋友的善意视而不见，无法察辨生活里的真正危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关注哪些看法，并作出何种反应”。这两位传媒学者看到，犬儒主义有时候是一种“生存智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合理的作用，他们反对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不思考状态下的非理性条件反射，他们称之为“习惯的、平庸的、不假思考的犬儒主义”。
习惯性犬儒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许多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习惯。他们无需了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考，更不要说深入思考了。他们当中有的成为“用脚后跟想都知道”的犬儒。这样的犬儒不仅自己不思考，而且对别人的思考极为鄙视和反感。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十足确定地否定任何思考的结果，将其看穿为“叫兽”“砖家”的胡说八道。这样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经验基础和根据，是某种程度上真实的生活经验的产物。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本来应该是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结果，他们的犬儒主义在于一面明明知道知识应该独立（他们也假装自己是独立的），一面却又蓄意讨好权力，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却依旧坦然为之。他们随时准备为权力人物的一时政治之需提供“理论支持”，而在他倒台时，犹如一群附势趋炎的食客，树倒猢狲散。
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已而做“纯学问”，是一种憋屈的学术“自宫”。这种一开始是逃避政治权力的“学术隐逸”，一旦有目的地转变为在政治、社会问题上以沉默来践行顺从和不惹麻烦时，也就变成了一种怀着憋屈装清高的犬儒主义。它以不反抗的“正确理解”来假装“纯学术”是学人自己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这样，“纯学术”被当为无可非议的“学术价值”，在学界被宣扬和传授。 在普遍缺乏公开性、真实感、相互信任的社会里，转基因的犬儒会四处蔓延，不断变异。这种生活状态和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义的。深度的犬儒主义渗透在许多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态度、话语习惯和人际关系中。然而，无论一种犬儒主义如何特殊，如何深度进入社会文化的肌理，它毕竟只是特殊群体应对特殊生存处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类的必然生存处境，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变的，它对公共生活的消极影响，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