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批思想界的前驱，而传播开来的。
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著名论文（《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而且文字热情洋溢、从其内容来看也有些不够恰当的地方，但它们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一九一九年初，在李大钊所发表的一批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着比较深刻的阐述。例如，他发表的《大亚细主义和新亚细主义》（一九一九年二月），指出日本侵略者所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的阐述问题。再如，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九一九年二月）中，谈的虽然是妇女问题，但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同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他在这一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如果说，李在一九一八年的几篇论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的话，那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开始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其“名著”栏中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这一段的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原（译）文写道：“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无产阶级在和中产阶级争战，因为情势所迫，不能不自行组织一种阶级。若是取革命的手段，他们便自居于统治的地位，把一切的旧生产情形，都要废除；并且要把一切阶级的反抗都消灭了；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那一阶级的特权，都一并废除。” 这篇译文的前面，还有一段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一八四七年的十一月到一八四八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这篇文字的具体作者是谁？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这样的文字既然能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根据当时编辑部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思想情况来看，肯定是为李大钊所同意的。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
马克思主义者。”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九一九年的上半年，李大钊不仅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也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此他在这时已经成为列宁说的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马克思研究号”后，《新青年》曾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除了登载过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外，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起来了。例如二卷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二卷二、三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二卷四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文。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国民》杂志社召开了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四运动，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分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接着，他又在《国民》二卷一号上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阐述了亚洲各弱小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两大潮流汇合起来，必将冲决帝国主义的统治，他说：“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
除《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晨报》副刊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实现改组的。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的时候，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办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并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五月五日到十一月十一日止，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
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至十一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增加，最高达到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许多都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以上所举，还仅限于他在一九一九年内所写的一些文章或所做的工作，至于他在一九二○年及其以后，还写了更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就已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