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
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对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逊 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 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 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
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 （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元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 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 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 093 hm2 ,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 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 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 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 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 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 26 人减少到1. 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社会保障学》学习小组讨论2
讨论主题：谈我国失业社会保险改革及其发展方向 讨论时间：2011-10-14
讨论成员：张芳、刘群弟、姚如龙、余延、席梅、宁嘉威、黎新葵、郑少丹、彭鹊飞、周海鹏、梁健梅、邓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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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时间：2011年11月27日
失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一种不能完全依靠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来抵御的经济风险。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相应对策之一,失业保险是国家以立法形式集中建立保险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收入的劳动者提供经济保障的制度，据国家劳动部门统计，1997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截止1997年底，全年下岗无业人员和登记
失业人员约1000万人。1998年还将分流企业富余人员300万人，预计到2012年全国下岗失业人员将达到10095万。失业，这个人们讳莫如深不敢面对的问题，终于摆在了我们面前。多年来，我们把失业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失业。其实，失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失业的现象，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反映，也是长期以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及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有人说，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失业。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正视失业，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把失业所带来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何为失业保险?所谓失业保险是由国家确定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的办法，使职工在失业期间获得必要的经济帮助，保证其基本生活，并通过转业训练、职业介绍等手段为他们重新实现就业创造条件。其核心内容是社会集中建立失业保障资金，分散失业风险，保障暂时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并通过失业培训，促进失业者尽快再就业。这种制度有两大功能，一是保障生活，二是促进就业。正因其这两大功能，人们又称其为失业现象的“减震器”和“安全网”。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开始于1986年，并先后制定了两部有关法规，一是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二是1993年4月发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对原有《暂行规定》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应该说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从建立至今，在对社会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和促进再就业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已在很多方面显露出不足，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讨论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商业保险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商业保险的发展方向。
一、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1.共性
(1)两者都是分摊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同以概率论与大数法则作为制定费率的数理基础，同以建立保险基金作为提供经济保障的物质基础。(2)两者同属于社会保障机制，具有稳定器的作用。(3)两者都是处理风险的方法，能起到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作用。 2.区别
(1)保障水平不同。社会保险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商业保险则根据投保人的能力，以更高层次的保障来实现他们的需求。(2)经营机制不同。社会保险由政府或指定的机构经营，具有行政性和垄断性，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是在市场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行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3)缴费方式不同。社会保险的保费由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负担，由国家负总责；商业保险的保费由投保人负担，保费中包括公司的营业和管理费用;(4)业务范围不同。社会保险仅是对人的保障;商业保险不仅保障人而且还保障财产与相关利益的损失，就是对人的保障也具有选择性，只保障符合投保条件的人。 3.互补
从双方的关系看，两者具备了互补的基础。
(1)社会保险对商业保险的补充。商业保险保障具备投保能力且符合投保条件的企业或个人，而社会保险对保险标的不具有选择性。被商业保险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通过社会保险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保障。
(2)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有些劳动者收入较高，而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 二、当前我国失业保险的问题与对策 1.失业保险资金的筹措和利用
如何改进失业保险资金的筹措并提高其使用效率，是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制度面临的一大问题。
《规定》中指出，失业保险资金的来源有：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利息收入和国家财政补贴。可见失业保险资金主要由企业和国家两方负担。98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切实作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险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把职工个人也列为失业保险资金的筹措对象，变原来的两方负担为企业、国家、个人三方负担。这种做法在增加失业保障资金来源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劳动者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
但目前失业保险资金的筹集仍存在一定的困难，许多企业不理解失业保险制度，认为失业保险是“一平二调”、“劫富济贫”。并以各种方式拖欠、抵制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出现了类似少报职工人数或工资总额等“失业保险漏税行为”。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事人认识上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也与目前采取的统一费率制不无关系。
在《规定》中指出，企业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标准是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0.6%～1%，从98年开始国家将这一费率提高到3%，其中企业缴纳2%，个人缴纳1%.失业保险金的缴纳费率由政府统一规定，无法体现企业失业率和其保险费缴纳之间的关系，对效
益好失业率低的企业来说，因其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职工领取失业救济金，所以这些企业常常把缴纳保险费看作是对效益差失业率高的企业的无偿补贴，使得这些企业不愿参加统筹失业保险，即使参加了也抵制、拖欠保险费。而反观效益差、失业率高的企业，统一费率无疑助长其懒惰与依赖思想。
改变这一现状，采取根据失业风险程度实行差别费率，不失为一种好办法。目前，在一些国家这种做法已得到实施。其具体措施是，政府根据各行业的情况，对失业率高的行业按高的费率来征收保险费，对失业率低的行业按相应低的费率来征收。这种作法，一方面可以改变现在“鞭打快牛”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失业率高的行业，放弃依赖思想，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减少失业。 失业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与失业保险的两大功能相对应，失业保险资金的使用方向主要有两个：失业救济和促进再就业。1995年全年全国共支出失业保险资金18.9亿元，其中用于失业救济、促进再就业的有15.1亿元，其它3.8亿并未用于正常的使用方向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失业保险资金的收支管用由劳动部门单独承担，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导致失业保险资金流失严重，挪用、挤占多提管理费等现象十分普遍。即使是一些看似被用于失业救济的资金，是否真正用到了应该享受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身上也未可知。在有些地方，一些手持“大哥大”的人竟排在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中。因此，建议政府行政管理和保险资金运营要分开，充分发挥审计、监察部门的作用，加强行政监督检查，社会监督方面，应建立由人大、政协、工会、主管部门负责人和公众代表组成的监事会，对资金的收支运营进行监督。在发放救济金的过程中，对领取者的资格要作详细的调查，防止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失业者领取救济金。减少失业保险机构的费用开支，使救济金真正起到“救济”的作用。
另外，应设法提高失业保险资金的自身增值能力，可运用暂时闲置的资金，投资于一些风险小、收益稳定的项目，变单纯靠外界“输血”为“输血”与自我“造血”相结合，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2.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的生活保障功能
劳动者一旦失去收入，失业保险就要对其基本生活起到保障作用，保障的水平应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以利于社会安定。但我国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无论保障范围还是保障水平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1997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会受国家劳动部就业司委托，对城镇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状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在28.9%的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中，只有2.2%的人可以从国家拿到失业救济。这就说明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过窄。
关于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1993年《规定》将实施对象规定为七类：(1)宣告破产的企业职工;(2)濒临破产的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3)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4)企业辞退、除名或开除的职工;(5)按照国家规定被撤销、解散企业的职工;(6)按照国家规定，停产整顿企业被精简的职工;(7)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的其他职工。可见，这部法规所规定的失业保险保障范围仅限于国有企业职工。虽然在执行过程中，许多省市把这一范围扩大到国有企业和镇、区、县以上集体企业职工，但大多数区县以下的小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以及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民合同制职工基本上未开展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是所有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且象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是重要的就业渠道，不把其纳入社会失业保险保障范围中来，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不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因此，拓宽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建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全体职工共同参加的失业保险是当务之急。上海市于1992年便将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展到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企业的职工，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劳动者失业后，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大部分失业者收入下降，生活水平较低，上面提到的北师大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失业后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57.8%.在其日常开支方面，有71.2%的下岗职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食品，维持生存。按恩格尔定律，这属于很低的生活水平。据统计，1995年失业保险资金收入34.61亿元，实际的失业救济金支出有17.89亿元，被救济的153万登记失业人员一年内人均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只有1169.3元，即每人月均97.44元。而全国职工的人均工资为5500元，被救济人均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只相当于在职职工人均工资的21.26%，远低于国际上失业救济金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失业保险的保险水平有待提高。
失业救济金究竟按什么标准进行发放，可以考虑按以下三个原则：一、失业救济金应界定在失业前工资标准以内，即不超过失业前的工资收入。二、失业救济金不应等同于甚至低于社会最低生活标准，失业保险的功能之一就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而不是最低生活，如果用保证最低生活标准来确定失业救济金，则失业救济金就丧失失业社会保障的意义。三、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既应考虑保障失业者本人的基本生活，也要考虑如何保障其家属的最低生活。目前世界上推行失业保险的国家中，很多国家都考虑到这一点，如德国规定失业保险费的发放标准是：需要抚养子女的为本人失业前纯工资的69%，无子女的为60%.我国规定的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为：相当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的120%—150%.这本来已经极为有限，但很多地方甚至未达到这一水平。因此，目前失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过低，起不到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水平的作用，适当提高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水平，保证失业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