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南面无为
“无为而治”这一概念出自《论语?卫灵公》，代表儒家的南面政治文化取向。在《论语》语境中，“南面”语词与“无为”或“行简”直接相关。“南面”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两次，分别在“雍也”章和“无为而治”章。前者谈论的核心问题是“行简”，后者谈论的问题是“无为”，是较为相近的话题。因此两章适合置于一处比读。 一
孔子不仅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还肯定仲弓“居敬而行简”的做事风格，说“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前者用“南面”表述“舜无为”，后者用“南面”夸赞坚持“敬简”的仲弓，肯定的是二者相似的简约管理。由此可见，“南面”在儒家政治文化中是颇具德治特色的象征，具有“无为”意涵。前人早就看到儒家“行简”与“无为”的联系，明代的吕?怪赋觯?
书载，舜临下以简，必曰温恭允塞也。若居简行简，一心简略而不论其轻重缓急，如老氏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天下化。故不可也。是否先生曰，须兼内外……看来夫子许雍也可使南面，在仲弓问仁之后。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便是居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行简。（《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七》） 文中提到的四个问题值得重视：其一，儒家的“简”近于
“无为”，只不过在术语采用方面与道家不同；其二，就类型区别上说，道家的“无为”是“居简而行简”，儒家的“无为”是“居简而行简”；其三，仲弓的“行简”继承自舜的“临下以简”；其四，“使民如承大祭便是居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行简”。
由此可见，舜的“无为”与仲弓的“行简”呈现出一种传承关系，传承的除了“行简”之外在表现，还有其“恭”、“敬”、“仁”等内在的精神气质，因而与老子以“静”[1]为特质的“无为”大不相同。同时，吕?够拐驹谌寮伊⒊。?对老子“无为”作出了批判，认为《老子》所言“无为”不能“兼内外”，多流于形式，而赞赏《论语》所言“居敬行简”，能兼顾内外，体现仁德。 二
与吕?沟乃捣ㄏ嗨疲?我们认为上引两则《论语》主要有四个共通点：
其一，都是以具体的情境中展开，前者焦点人物是“舜”，后者侧重“仲弓”；其二，就儒家所持观点看，前者立足于“恭”，后者立足于“敬”，意思相近；其三，前者旨在“正南面”，后者旨在“临其民”，理论兴趣都在治道，且重心在“民”；其四，前者从语气上看是针对某种“无为”主张提出异议，后者则是针对子桑伯子的“行简”行为提出异议。在这四个共通点中，“恭”与“敬”的联系最为人所道，被视为儒家“无
为”的要义。流行的看法是“敬”主内而“恭”主外： 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所以集注释此章无为，首曰：德盛而民化，末亦曰：敬德容非可以伪，为敬之德积于中，所以敬之容自见外。恭己无为，人但见其外之容，固莫得以测其中之德也。苟无舜之敬，则无舜之德，则无舜之治，若是而曰无为。老子之无为非舜之无为也。（胡炳文：《四书通?论语通?卷八》） “恭”是“敬”的外在表现，实质上就是“敬德”。后世儒者极力强调这一点，以区分“舜之无为”与“老子之无为”。儒家认为“无为”要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引导和支撑，表现为心理上的守敬或形态上持恭。从《论语》的表述来看，一方面，儒家以“舜”作为传说中的“无为”典型；另一方面，儒家还推举以“德行”著称的仲弓作为现实中的“无为”典型，二者或“恭己而正南面”，或“居敬而行简”体现的都是以“道德”为导向的“无为”。 三
现代管理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管理学界期待一种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的简约管理模式的出现，从而越来越关注“简约管理”。中国古典政治学中的“无为”理论正可以作为这种需要的思想来源。《论语》“居敬而行简”的“无为”主张无疑对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当代中国体制改革有借鉴意义。 《论语?微子》载孔子问津于长沮、桀溺的故事。当时的隐士们对于权力的世界看得很透彻，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
国家组织，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因此避人不如遁世，可谓是“居简而行简”；但孔子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人非鸟兽，有其“群”的需要和“道”的信仰。
人的社会性成为儒家“居敬而行简”的基础。《微子》还记载子路遇荷?丈人的故事，体现的也是类似的思想争鸣。隐士们“植其杖而芸”，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到世界与他人之中，其“居简而行简”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方式，体现的是局部斗争和生存美学；而儒家如子路认为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