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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综述
作者：刘德吉
来源：《地方治理研究》2016年第02期
[摘要]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可以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铺垫。文献梳理发现，国外直接研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文献几乎没有，但他们对人口迁移一般规律、分权与财政均等化、人口流动与公共服务供给相互间的影响以及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多元混合供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给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一般社会性状描述及其与户籍人口的对比、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的变迁及背后的利益博弈等方面，并对部分城市和地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均等化的路径和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利益博弈分析；管理与服务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1243（2016）02-0055-10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凸显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以便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铺垫。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观点综述
欧美发达国家公民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往往与其就业和经常居住地相关联，少有类似中国的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的户籍制度，因而国外学者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直接研究较少。
（一）关于人口迁移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多数社会学和经济学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较有影响的有：[BF]E.Ravenstien[BFQ]（1880）根据20多个国家人口迁移资料总结出的人口迁移七条经验法则，是对人口迁移规律的经验总结；Herberle（1938）[1]最早提出、[BF]D.J.Bagne[BFQ]等（1950）进一步发展、并由[BF]E.S.Lee[BFQ]（1966）完善的推拉理论，系统分析了迁出地和迁入地影响迁移行为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因素；著名经济学家Lewis（1954）构建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当农村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时，农村将出现“零值劳动力”，这会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Ranis和Fei（1961）基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重要性的考虑，修正了刘易斯模型，提出农业劳动力剩余模型，并明确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即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阶段，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固定工资率开始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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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减速阶段，以及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率相当，农业和工业争夺劳动力阶段。修正后的二元经济模型虽然扩大了适用性，但仍不能解释为何农民会不顾城市事实上存在的失业而继续向城市涌入。对此，Todaro（1969）[2]从城乡间预期收入差异、个体劳动者对迁移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就业概率等因素的综合权衡以及个体特征等方面作了分析，由此形成托达罗模型。此后 Kuznets（1973）、Chenery和Syrquin（1975）[3]等学者对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关于人口流动与地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相互影响研究
财政和公共经济领域的学者对人口流动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相互间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多研究。Wildasin（1988，1991）、Wilson（1986）、Hoyt（1993）、Keen和Marchand（1997）、Day（1992）、Wellisch（1996， 2000）、Schultz（2001）[4]等考察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外部性与税收竞争以及选举型政府对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态度和移民政策的制定等；Stiglitz[5]和Arnott[6]及Atkinson等（1977，1979，1980）提出了基于地方公共品分享的拥挤性和劳动报酬递减情况下社区最佳人口边界和社区数量问题的分析框架，并由此引出亨利·乔治定理。该定理认为：在市民同质性假定下，当公共品的支出等于因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租税时，城市达到最佳规模（ Hochman et al，1995）。同时，个体对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和流动倾向也决定了城市的人口规模（Atkinson和Stiglitz，1980[7]； Epple和Romer， 1991） 。Faguet（2004）[8]则认为：居民不会因公共服务的差异而完全流动，而且公共服务的差异通常不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不能保证Tiebout用脚投票机制在提高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方面的作用。
（三）关于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中的责任主体及供给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领域的学者开展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Mckinnon（1997）、Weingast（1995）等学者主张关注政治决策过程和机制、通过好的政府结构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者，则对传统公共行政关于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唯一完整供给主体之观点提出挑战，主张应区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和生产，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并列举了连接供应和生产的主要方式（奥克森，2005），提出“多中心”模式（麦金尼斯，2000）；被称为民营化先驱和大师的E·S﹒萨瓦斯（1984，1987，2002）[9]通过对基础设施、教育、社会福利和服务等领域民营化的系统研究，阐述了民营化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中的重要作用；后来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更强调民主权和服务理念的基础上，主张通过政府、私人、非营利机构的合作治理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很多学者，尤其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学者，基于对国家福利主义的批评，对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中多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多方面研究。如Hansmann（1980）和Weisbrod（1986）认为，公共品的生产由非营利的第三方部门完成，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结合。Denhardt夫妇（2000）指出政府应为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提供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努力形成公共品供给中政府、公民、社会及市场主体多维互动的新局面。莱斯特·M·萨拉蒙（2008）对美国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福利和社会或人类服务等在内）中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间的伙伴关系作了详尽阐述；马丁·鲍威尔等（2011）学者指出：同一福利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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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国家之间（例如英国和美国同属“自由主义的福利体制”），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公共服务之间（如英国的全民保健服务体系和住房体系），以及同一种公共服务不同国家之间都有很大差异。还有很多国外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学者也作了不少类似研究。
上述研究虽然少有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享有的直接研究，但他们对人口迁移规律与动力以及人口流动与地方公共品供给及税收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我国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观点综述
在国内，伴随着人口流动的一波又一波浪潮，流动人口也引起了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流动人口一般性问题的研究
对于流动人口问题较早进行关注的学科领域主要有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领域的学者对流动人口的规模、特征、地理分布和流动趋势、动因、影响、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生存状况、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归纳：
1流动人口的规模、状况、特征及变化趋势
对流动人口规模、规律、特征及变化趋势等的描述是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对此，学者们主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以及90年代开始的国家统计局、农业部的农村观察点定期收集的数据分析，也包括对一些课题组所组织的不同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大体对流动人口状况及其变化作了一些归纳。张庆五（1993，1998）、张茂林（1995）将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人口流动分为1978～1983的低速增长期、1984～1988的快速增长期、1989～1991的平缓期、1992以后的快速增长期四个阶段。段成荣等（2008）[10]总结得出改革开放30年我国流动人口普遍化、流动原因经济化、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入地分布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成年化、性别构成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知识化”的九大趋势。张翼（2012）揭示了流动人口家庭化候鸟式迁移以及大学生流动人口增速趋升等趋势。柯兰君、李汉林（2001）[11]、王春光（2001[12]，2002）、李培林（2003）等较多学者对农民工生活、就业、收入、居住环境等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任远（2006）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也有不少学者对某些特定城市或区域的流动人口的相关问题作了分析和探讨。 2人口流动的动因及社会、经济影响
人口为何会流动？蔡昉（1995）[13]认为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而改革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为流动提供了追加动力。李强（2003）[14]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