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互联网时代不可缺失的社会运行设计
20年前， 尼葛洛庞蒂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坚定地断言：“比特（Bit），已经作为信息时代新世界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当年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们或许还会觉得这位美国人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当今天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六亿，中国激活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占全球保有量的四分之一，互联网已经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网络计算机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际，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尼葛洛庞蒂20年前的断言所具有的洞察力。
今天，影响信息传播形态与模式改变的三大技术已经显现： 一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它拓展着信息传播的自由时空，使得人类的信息交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以实现。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手机上网的规模已达5亿。信息传播的物理通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
二是智能便携终端的发展，它提供了网络信息技术多元社会应用的个人平台。市场调研机构的调查显示，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的社会渗透率达到55%。在各种智能便携终端上运行的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使人的多元社会需求不断延伸、得以满足。 三是云计算服务的发展，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云计算服务正在
推进着人类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在满足多元社会需求的同时，提高着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这三大技术正在改变信息交流的模式与样态，重新塑造着信息的获取方式、使用方式、创造方式和经营方式，进而使得社会生活的运行、社会关系的营造、社会结构的演进都在发生重大改变。
互联网已经把每个人都浸透在信息结成的社会关联之中，整个社会的运行已经被信息传播的强大作用维系，人的多元社会需要正在通过信息传播的全新模式得以实现。
当信息的获取、传播、使用和创造已经成为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必须从事的基础性社会活动之际，信息能力就已经成为每个人必须拥有的基础社会活动能力之一。 20世纪前叶，西方新闻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是基于传媒业对公众的影响日益加大，面对公众实现信息权利和维护自身权益可能面临的障碍，为提高公众的信息能力而生发的建设性思考。
时至今日，诸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把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计了相关的教育课程和训练环节。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政策，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 在中国社会特定的演进过程中，媒体信息传播长期以来具有强大的从上到下的单向传播的属性，社会公众在信息传播实践中
长时间处于被动位置。在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就很难被视为人的发展所必须拥有的能力，不能作为推进社会文明进程需要进行的规划与设计。
直到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社会变革和互联网技术的社会普及应用重合在一个历史时空之间，整个社会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知转机。
我国新闻传播学者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关注媒介素养教育。自那时以来，各界人士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表示了关注。近些年来，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学界同仁对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以各种方式关注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与方法，探索其实现的可能性。
北京、广州、浙江等地的青少年工作机构和青少年教育机构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入探索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南方报业集团等媒体机构也坚持开展着对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积极探索。北京市和广州市已经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列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项课题。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媒介素养》教育读本作为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十二五”课题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成长教育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已经在2013年下半年面世。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把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列入社会发展的规划设计。在国家教育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