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论韩柳之前的“古文”沿革
包世臣在《雩都宋月台古文钞序》中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的确如此。但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来看，应该说，“古文”创作不始于韩、柳，“古文”论亦不始于韩、柳。
一、汉魏时期的“古文”沿袭
从曹丕建魏开始，历两晋至南朝，实行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些士族，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许多特权，而且垄断了文化。文学成了为他们享乐生活服务的工具，加速了文学贵族化的进程。这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大都庸碌无能，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很多人对文学十分爱好，有的已无愧于作家称号。他们招纳文士，歌舞宴饮，舞文弄墨，附庸风雅。由于他们的提倡和奖励，一时间造成了极浓的文学气氛。由于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文学的某些特性和规律逐渐被认识，人们的文学概念也日渐明晰。随着人们对作品文学性的自觉追求，有韵之文越来越受到文人们的重视。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王融、谢眺、周颙等人发现了“四声”，创立了声律说，并将“四声八病”的理论自觉运用于散文创作。再加上《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这些注重艺术性、影响又极大的文学选本的问世，更推动了文学的形式主义化，宫体诗、骈体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浮艳轻靡的文风。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李諤《上隋高帝革文华书》）这种有着浓厚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的骈体文，竟然取代了先秦两汉的散文而成为文坛的正宗。
骈体文反映了人们对作品文学性的自觉追求，反映了人们对于美的自觉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进步，其中的优秀作品也不愧为艺术珍品，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其浮靡绮艳的文风，僵死的形式，严重的唯美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人们自由表现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桎梏，其末流作家及作品，表现出了文艺的堕落，使文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齐梁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骈体文的畸形繁荣，引起了文学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反感，所以也就在骈体文鼎盛的齐梁时期，有人开始起来批评骈体文。刘勰反对骈体文的浮华空疏，他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开头三篇就是《原道》、《征圣》、《宗经》，他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原道》）认为作文的根本目的在于明儒家之道，作者应向圣人学道，也应学圣人如何“垂文”，把“明道”和“垂文”联系起来，强调写文章必有充实的内容，并尖锐地批评了骈体文“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弊病。刘勰对骈体文的批评，拉开了反对骈体文的帷幕，一场提倡古文、反对骈体文的重大文学斗争开始了。
梁朝时的裴子野，在他的《雕虫论》中明确地批评骈体文，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梁书·斐子野传》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异体。”说明他已经开始了古文创作的新尝试。西魏末年，已掌朝廷大权的宇文泰，不满于骈体文的“竞为浮华”，命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仿《尚书》作《大诰》，虽佶屈聱牙，不可卒读，但其反对骈体文的用心是明显的。《周书·柳庆传》载，苏绰曾对柳庆说：“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苏绰这种革除文弊的精神是可嘉的，只不过有点食古不化，他作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从裴子野和苏绰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今文体之争已经擂鼓开场。
北齐时的颜之推，也非常不满意骈体文。他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于五经。”写文章应该“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反对“趋末弃本”、“辞胜而埋伏”的骈体文，他提出了一个改变文风的折衷方案：“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他这个“重本而不弃末，法古而不违时”的主张，虽有不够坚决、彻底之嫌，但凭心而论，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性，可惜他的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写道：“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而踈慢阐缓，膏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 。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昭之遗烈也。”对当时骈文的弊病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和批评，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尽管如此，然终南北朝之世，既未能改变浮靡的文风，更未能革除骈体。
二、隋、初唐时期的“古文”革新
隋文帝建国，“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隋书·文学传论》）后又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深受文帝信任的李諤，有感于文风之轻薄，上书朝廷请革文华；隋朝的大儒王通，以儒家道统自命，师徒互相标榜，拟以孔、颜。他在《中说·王道篇》中说：“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在《天地篇》中，他又强调文章要“贯乎道”，“济乎义”，强调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辩得失。”一意拟古，重道轻文，是其文论的核心。而他又从这一基点出发来论文、论人，点名痛骂了南朝的主要文人：“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庚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中说·事君篇》）他对六朝文人的责骂过于偏颇，他对文学本身的特色并无认识，他自己的著作也不伦不类，颇有食古不化的味道，但是他的文要贯道的理论，却对唐代一些古文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终隋一代，骈文仍居文坛主宰地位，但古文派明道、宗圣、尊经的观念逐渐明确，对骈体文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唐朝建国之初，有一批史学家对文学理论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他严厉指责了南朝骈体文的弊病。刘知几在他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对文学也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如《言语》、《浮词》、《叙事》、《模拟》、《杂说》等篇，都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骈体文的华而不实。在文学语言方面，他指出骈体文以古语代今词，使书面语言越来越远离口头语言。他主张文章语言应求近、求真，使书面语言接近口语，能自如地表达作家的思想，逼真地反映社会生活。尽管他的意见有忽略文采的倾向，有划不清文学作品与史学著作界限的缺陷，但他主张改革文体的历史功绩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