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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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右玉县工商局 李瑞红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确立,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治国方略的探索上走向成熟,同时,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也是对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的深刻而全面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治国,从它的基本含义来看,指的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引导公民有序、有控、有规范地进行各种活动,以便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治国既需要强制,又需要协调;既要加强法律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前者的功能主要是法治,后者的功能主要是德治,二者结合越紧,就越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 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吸收 以德治国思想是21世纪之初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趋势,重新认识中国丰厚的道德文化遗产,重新评价西方伦理道德思想,批判吸收传统德治思想中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现实意义的内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立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型的思想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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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德治思想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5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丰富和全面。道德历来就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传统道德观念固然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但数千年来,它们又的确充当了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作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德治传统,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为我国传统治国实践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关系。 4千多年前,禹以其高尚的德行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亲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其品德高尚最好的证明。《左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

公元前11世纪周公旦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他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说明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三国时期,曹操写诗赞美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促进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孔子尊崇尧、舜、禹、周公等人物,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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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对于德治,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施行德政、德治,才会有威信,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和归顺。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孔子的这一认识,揭示出了德治的独特作用。 孟子也主张对百姓要重视道德教化,力主施行仁政。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在孟子看来,道德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功能,是直接用政治手段所达不到的,揭示出德治的社会价值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前代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唐朝史官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中记载了李世民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改革吏治,促进了唐朝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不乏合理的成分,也包含着许多应该抛弃的东西,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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