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望佛教一个新时代的法门兴起

忆望佛教一个新时代的法门兴起---首愚和尚

让这粒准提种子成长的是很丰盛营养的土壤,来自于禅宗的《坛经》、来自于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来自于般舟三昧、来自于安般法门、不净观、白骨观,乃至药师佛的药师法门、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普贤菩萨的华严法界观。因此大家修准提法要“深耕密植”,所谓深耕是达到跟般若相应才叫深耕,而密植指的是广大的菩萨行和行持此法的深厚功夫。

一九八九年南老师从美国回到了香港,特别从香港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要眼光那么短浅,只是停留在台湾,将来中国大陆的佛教,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因南老师的启发,我写下了八个字“实行正道,庄严世界”,这是指十方禅林的基础建立在宝岛台湾,是创建十方禅林的三大目标里头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协助正教中兴于神州大陆”;第三个目标“宏扬正法普及于寰宇世界”。

我从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到广东韶关南华寺朝拜六祖;之后又到云门祖庭乳源云门大觉寺,那是禅宗云门文偃禅师的道场;还有广州的光孝寺、六榕寺、丹霞山的别传寺也都去了。

隔年一九八九年,就透过建立香港志莲净苑的宏勋法师帮我接洽,由江苏省宗教界安排了大陆四个省份的佛教丛林的参访,由我跟沈建筑师带团展开了跟中国大陆佛教界的一个交流。

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到现在,我跟中国大陆佛教界的交流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当时的上海滩非常没落,整个上海、南京,到了晚上灯光都暗暗的,乌漆嘛黑,那时我想:“有名的上海滩怎么会是这样呢!”一九九0年,我到厦门南普陀闭了半年关。同年奉了南老师的指示,跟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有了接触,向中国佛教协会订购了一百套的《房山石经》,书款人民币一百万,这也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隔一年又到更早前就参访过的海南三亚南山寺,为帮助南山寺的建设投下第一笔款。然后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我就在北京佛牙塔闭了三次关,这是在中国佛教会会长赵朴老及南老师的安排下而成的。到了前年,我在大陆一年打了三十几个七,去年打二十几个七,整个行程的安排和执行在多方面配合下通畅无阻,人数最少的一百多人、最多的五、六百人。我想这样一种对正法正教的弘扬而没有任何的私图之意,对大陆社会而言是被接受的。

我是在民国五十八年,当兵的第三年,看中央日报副刊有关

《坛经》的辩论,从《坛经》上面找到生命的皈依处。看《坛经》的同时,没有多久就皈依了台中佛教会理事长上圣下印长老。接着民国六十年便依我的剃度师仁公上人出家了,那时日常法师、惟觉法师也都是亲近我师父。民国六十一年,我师父仁公上人跟日常法师应美国佛教会的聘请到了纽约,我则到了佛光山读佛学院,学程五年,当了两年的男众部纠察。就在佛光山,见到应请前去的南老师,参加了南老师的禅七。

在佛光山学习间,我闭了四次般舟三昧关,后于民国六十八年的一月三号,离开了佛光山,到台北跟南老师成立〈大乘学舍〉,接受南老师的准提法灌顶。民国六十八年,也就是三十二年前,我就已经接到准提法的灌顶传法了。接受传法的第一年,我也开始为我们十方丛林书院的学员讲解仪轨,而对外也有比较小型的准提共修会的成立,那时我可以说是现买现卖。为什么能够现买现卖?我是从般若、从禅宗的心法下手来讲准提法仪轨,准提法不是那么好讲的!

接触到禅宗的同时,我接触到《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其中我独钟于“耳根圆通”。可以说禅宗心法跟耳根圆通法门是陪伴着我整个修行的佛法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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