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前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与
前景
陆南泉
内容摘要：梅普结合后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基本政策与前景，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普京在其离任前提出了《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今后12年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达到该战略目标所确定的各项重要政策的实现情况。本文着重分析了该战略的目标与主要政策，新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经济社会政策思路，实现2020年前俄罗斯经济社会战略目标可能遇到的难题，以更好地把握俄罗斯发展前景。 关 键 词：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基本政策，前景
作 者：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7）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8日普京被俄国家杜马批准为政府总理。这样，“梅普政权“正式形成。
国内外舆论认为，梅普结合将会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学者指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联手意味着现政府开始的改革进程会继续下去。这也是将会更加重视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1]为了使普京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继续下去，加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普京在其离任前的2008年2月8日，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的讲话（以下简称《发展战略》）。可以说，俄罗斯今后12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达到《发展战略》目标所确定的各项重要政策实现情况。
对《发展战略》的几点分析
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与其领导集团或最高领导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是指要达到的总目标与治国思想；二是基本经济社会政策。
普京执政时期要实现的总目标是富民强国纲领。这是普京针对当时俄罗斯面临沦为世界第二流，抑或三流国家危险的情况而提出的。他的治国思想是1999年12月30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提出的“俄罗斯思想”，其实质是带有浓厚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其核心是“国家”的观念，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
关于这一点，普京在2000年7月8日向俄罗斯联邦提交的总统国情咨文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俄罗斯惟一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2]
可以说，普京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其基本国策是围绕两个轴心进行的：加强中央权力和加速经济发展。与这个基本国策相适应，推行的基本政策是：政治集权+经济自由。我们这里讲的经济自由或自由经济，是指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与经 济发展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的。普京强调的是，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3]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届杜马的讲话也表示了俄罗斯将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他敦促国家杜马批准久拖未决的土地私有化。同时，普京强调，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像叶利钦时期那样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与平等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一般原则要求的“自由经济”。普京认为，在保持强有力的中
央政治控制下推行“自由经济”，对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与经济发展可取得最佳效果。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关实行“自由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方针，是普京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2000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自由。”“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营自由—生产、买卖和投资的自由。”[4]2000年7月在对《消息报》记者谈话时又强调：“应该保护经济自由。”[5]2001年7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我们明白俄罗斯努力方向是什么，即追求经济的自由化，杜绝国家对经济的没有根据的干预。我要说明一点：只是杜绝没有根据的干预，不是完全取消国家的调节职能。”他还接着说，经济领域，要始终不渝地反对经济官僚化；主张经济自由化。[6]在2001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经济制度的自由化。”[7]笔者认为，经济自由化或自由经济，是普京的一贯思想。有人说，普京上台后对经济的控制是日益加强，并且通过合并、重组等途径把一 些重要经济直接控制在国家手里，怎么能说是自由经济。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指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方向，一个是针对叶利钦时期出现私有化过头，国家对经济的失控而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
普京在谈到加强国对经济的调控时说：“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系，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他还强调：“在确定国有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