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主流的哲学思想。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哲学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但是主流哲学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统治者正是在自己认可的哲学指导下制定政策、统治国家。具体到每一个人,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它不一定会像主流哲学那样被书面化、被宣扬,它往往存在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

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积极入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逃名避世,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视隐逸为人生最高境界。但是,从时间的长短来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儒家自身的改良有关。然而,有一个时代却是例外,儒学衰微而道家崛起了,这就是同样动乱的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战乱,让文人们感到儒学的无力,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而困惑,人们需要一种更适合当下环境的思想来给人慰藉和力量。人们想到了同样产生于战乱之中的道学。在这样的时代,避世也许才能获取平静的内心,甚至才能保住生命。但儒道两家有太多思想是相抵牾的,那些上层士大夫,既想标榜自己为老庄的弟子,却又舍不得真正摒弃名利物质,实现庄子的“任逍遥”,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却又恰好成为了玄学产生的必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玄学就是老庄哲学。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思潮,它源于先秦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是老庄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魏晋玄学既标榜信奉老庄哲学,但也把孔子奉为圣人。何晏是早期重要的玄学家,他采取了一种调和折中的手段,认为老子的观点与孔子一致,所以都是圣人。王弼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从“有”“无”的观点入手,认为孔子不谈“无”是与老子的“无”相互补充,同样是高明的圣人。这些玄学家看到了孔子圣人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便采取了迂回篡饰的手法,把老庄学说中的精髓灌输到经学中去。

魏晋玄学我们称之为“新道家”,新道家并不是要完全推翻孔子,他们需要借助孔子来为老庄哲学的经典性正名。而且,统治者需要儒学中的“忠孝”和等级制度来维系政体的稳定。那么,玄学中必然保留了儒学的某些成分。这就决定了,玄学是一种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并调和了某些儒学内容的新哲学,它是儒道融合的产物。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 ;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

一致的。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以“得意忘言”为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 ,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 、象 ,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而就其盛行时代玄学亦可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说白了就是三国演义那段时间,我们看着三国鼎立一会你打我,一会我打你的。要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可想而之,人们及当时的知识分子无不时刻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所以谈学说易成为在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以此来暂时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回避如此残酷的现实。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玄学的特色:隋唐精神,魏晋风骨。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

了解了魏晋玄学的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它对文人及其作品所起的作用了。这里,我们先论述一下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哲学听起来很深奥,而文学就亲近很多。实际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作者的哲思。只有有哲学立场的文学作品,才有灵魂。

就在魏晋当朝,受玄学影响的文人有很多,陶渊明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无论是他的人生选择,还是他的人格以及作品风格,都透着玄学的光芒。他爱酒,爱自由,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几次做官,几次归隐。他写《桃花源记》,为我们勾画理想的归宿。处处都展现出高扬个性,追求自由意志的理想。

魏晋竹林七贤中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阮籍、嵇康、刘伶,也都是深受玄学影响的文人,不得不提。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比起阮籍,嵇康更为狷介。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嵇康还曾公开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他也通晓音律,尤其喜爱弹琴。最后,为救友人,遭奸人所害,临刑之前还抚上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虽然,因为政治原因,他只活了40岁,但在中国养生学史上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总结成一句即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见玄学对他思想影响的深刻。

刘伶好酒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他在政治上强调无为而治,最后以无能被罢免。他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

这些行为在今天,也许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在当时的文人中,确是大家所推

崇和效仿的榜样,这便是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除了对魏晋当朝,玄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一样不可忽视。宋代苏轼,应该是一个典型。苏轼的旷达、飘逸显然受到了玄学的影响。遇到那么多挫折,他都能在心中去化解,吟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唐代李白,虽是积极入世的代表,但当其仕途受挫时,他亦拿起了玄学来安慰自己,疾呼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即使到今天,当我们遇到窘境,我们也会拿起玄学作甲胄来保护和安慰自己:“名利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万事看淡一点,心里就舒服了”等等。可见,这种哲学思想具有强大的继承性和影响力。

魏晋玄学的兴盛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的,而这个战乱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更多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在具体的言行上去模仿应该说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我们应该抓住的是魏晋玄学最闪光的部分,即张扬个性、追求自由意志,这是对人性的尊崇。从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来看,是使文学作品有张力、有风格、有灵魂的重要因素。从塑造人格来看,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骨气、有风度的人,做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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