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 朝灭亡的必然性。
财政收入种类：
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 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 施。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田赋粮中的米麦， 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 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田赋也分两税， 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 田的农民不利。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 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二）工商税收入。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盐 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 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 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
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 要。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 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 起民变。 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
明代的赋税特点：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 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
盾，而且课税田不 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 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 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中国 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 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 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
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征课赋税的方 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 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 明末，“官收官解”之制行于全国。
第五，从税课内容上看，在税收总额中，消费税的比重越来越大。 自宋以来，消费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提高；元朝消费税已占重要位置；至明以后，虽然田赋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但幅地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的 在税收总额中已占显要位置。 第二节 田赋与徭役
明初的田赋与徭役多承宋元旧制，但较宋元为轻。明中期实行一条 鞭法之后，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这次变化，对后世田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执行 ：
（一）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明朝时期政府已经对财政税收进行了详细和严格的划分，有较为周密的制度安排。但字面上的诏 书律令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供使用的白花花的银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官员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 了这一点，设立了三大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户部十三清吏司。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由于明朝属于典型的封建帝 国，因此这些财政机制都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各个监督机构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财政监督落实到行政区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相互制约的监 督网络。这些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体制和政策促 成了明王朝初期百年的繁荣和兴盛，也鲜明地显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 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 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 就是根本无人过问。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 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整个统治阶层 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
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 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 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 积极性。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 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特别提一下： 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 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 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 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 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 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 田额不甚准确。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 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
万历九年通行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 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 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
1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官收官解：改粮长征 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而 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 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二)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 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 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其次，一条鞭法规定 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 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 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一条鞭法取 缔了勋戚、宦宫的免役特权，于是勋戚、宦官便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甚至阻挠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一条鞭法自身而言， 这种税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胥吏得以夤缘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 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 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这就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役合 一是不彻底的。此外，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各地实行之时，出入很大，没有一处是尽遵一条鞭法的，所以，“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
从以上明朝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明细帐不难看出，虽然无论是初期朱元璋，还是中后期的张居正，都推出过行之有效的财税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或者统治 者过分地集大权于一身等原因，影响了财政收入；明朝后期历任皇帝的昏庸荒唐和挥霍无度，加上军费开支的庞大，最终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 能加征税收，这样做不仅杯水车薪，也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各路豪杰揭竿而起；没有钱粮，朝廷只能大欠军饷，士兵无法维持生活，不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 哗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后金军队极强的战斗力，汇成了反明大起义的洪流，明王朝也最终被这股洪流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