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浙江的蚕丝业改良(一)
浙江省的蚕丝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大宗。因此研究这一地区蚕桑生产盛衰发展史的成果较多。不过，以往大量的研究着重关注繁盛的明清时期，如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手工业织造局的产生，专业性丝绸市镇的出现等，而对清朝末年，浙江蚕丝业在外国先进技术面前，针对自身所暴露出的弊端，在蚕种和缫丝工具方面所采取的改良措施则探讨较少。本文希望做一个小小的尝试，以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一、浙江蚕丝业历史浙江省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栽桑养蚕，最为适宜，自古以来就获得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称。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博物馆在吴兴县钱山漾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乙区第四层获得不少绢片、丝线和丝带，距今4140-4700年，经鉴定是家蚕业先缫丝后织而成，是我国迄今出土最早的丝织品。由此而知，浙江早在4700年以前就已经在养蚕和利用蚕丝缫织的生产技艺了。浙江蚕丝业虽然历史悠远，但桑蚕重地的桂冠并不是一开始就戴在浙江头上的。\古时蚕桑之利皆在《禹贡》青兖荆雍之域，未尝及今之吴越也。至唐代，吴郡育蚕取丝渐兴，\丝出各县并开始贡丝。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官民将北方的栽桑、育蚕技术带到江南，江浙地区开始获得了中国最重要的蚕丝产地的美名。元代蚕桑生产一度受挫。明代，境内蚕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明万历《崇德县志·纪疆》记其时：\语溪（崇德）无闲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培壅茂美，不必以亩计；贫者数弓之宅地，小隙必栽，沃若连属，蚕月无不育之家。\当时，江浙地区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业中心之一。至清代，乡间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由此可见，蚕丝业是浙江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余里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世纪50年代，报界人士王韬，在这一区域游历时看到：\由嘉兴至此（平湖），沿河皆种桑林，养蚕取丝，其利百倍，诚东南生民衣食之源也。在五口通商以后，浙江受商品经济的影响日深，蚕丝业发展迅速，生丝和丝织品开始大规模地向西方输出。尤其是太湖流域的\辑里湖丝\，以其优美的色泽，获得国际市场的青睐，被认为是\最纤细、最匀称、最坚韧，也是最光亮的纤维\。据《吴兴农村经济》载：\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愈盛。
到20世纪初，蚕丝成为我国出口货物的第一大宗，并且一直呈增长趋势：\每年
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八、九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三分之一。但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比较发达的传统蚕丝区，它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却相对地削弱了；在外国的先进技术面前，曾经优越的传统养蚕缫丝技术也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弊端。于是，浙江的蚕丝业逐步地走上了近代改良的历程。二、改良蚕种的推广世纪中叶以前，国际生丝市场向为中国所独占。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机械缫丝业发展很快。1857年，日本开始成为生丝出口国。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开始受到日本的威胁。到1905年，日本的蚕丝出口总数已与中国的蚕丝出口总额差不多。1909年，日本的蚕丝出口超过了中国。1913年，日本出口的蚕丝数量，相当于同一时期中国蚕丝出口数量的两倍。1915年，在世界蚕丝总产量中，日本占50.7％，而中国仅占三分之一左右。日本在世界生丝市场上已成为中国的劲敌。日本蚕丝业发展迅猛，其原因在于日本能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养蚕法，同时国内又有一批致力于蚕业研究的人才。19世纪末，蚕瘟（微粒子病）蔓延，日人学习法国技术，采用600倍显微镜逐一检验蚕种母体，淘汰带病蚕种，有效地控制了蚕瘟。而在中国，蚕丝业则故步自封，蚕病蔓延，所产丝茧，每况愈下，出口日减，蚕利被日本所夺。在戊戌变法期间，中国蚕丝出口问题引起了某些关注。甲午战败之后，爱国人士认识到了加速改革以达到日本、意大利、法国的技术水平以及夺回世界市场的需要，纷纷主张振兴实业，谋求引进先进养蚕技术、培养技术人才的呼声也与日俱增。最早最成功的私人改革努力之一是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浙江蚕学馆\，是我国最早的蚕丝教育机构。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关（今福州市）人。林启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调任
杭州知府以来，积极推行新政，主张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认为振兴浙江实业，应以蚕业为要。于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一日，蚕学馆开始在杭州西湖金沙港关帝祠旧址动工兴建馆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蚕学馆正式招生开学。对此，《农学报》有以《蚕馆开学》为名的详细报道：\杭州蚕学馆已于上月十三日开学，学生二十人，备取学生二十人，额外二十人，留学日本二人，日本蚕师轰长木，为其国宫城县农学校讲业管主。蚕学馆每年招收学生30名，学制三年，入学后供给膳宿，不收学费，每月还发零用钱2元。所设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桑树栽培学、蚕体生理学、蚕体解剖学、养蚕学、显微镜操作、制种、蚕茧检验、生丝检验等。蚕学馆的办学宗旨是：\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术饲育，改良土丝，传授学生，推广民间。\蚕学馆遵照办学宗旨，制定《蚕学馆试办章程》，提出了蚕学馆的四大任务：首先，引进国外的先进养蚕技术，编译了《微粒子肉眼鉴定法》、《蚕外纪》、《喝茫蚕书》、《饲蚕新法》以及《屑茧缫丝》等著作和科技资料，普及蚕桑科学知识。其次，培养了一批蚕丝专业人员，推广养蚕技术，对蚕丝业和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00年，蚕学馆的第一届毕业生分赴杭、嘉、湖、宁、绍五府劝设养蚕公会，推广饲养新法。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光绪庚子，杭州蚕学馆诸生既卒业，得文凭者十有六人，中丞湖阳恽公，谋有以推广之，爰饬杭嘉湖宁绍五府创设养蚕会，而令卒业诸生充教习。派往海宁者一人，曰陈之藩；余杭者一人，曰朱敏；嘉兴者三人，曰骆缵郊，曰吕汝本，曰黄燮；湖州者四人，曰宣布泽，曰陈翰，曰陆宝泰，曰郭廷辉；宁波者二人，曰周式毂，曰沈鸿逵；绍兴者三人，曰陈拜庚，曰俞鸿荃，曰吴锡璋。复遴其尤者二人，曰丁祖训，曰傅调梅，留蚕学馆为帮教习。在蚕学馆的影响下，各地陆续兴办了一批蚕桑丝绸教育机构。蚕学馆的毕业生不仅在浙江推广养蚕新法，而且在清末民初，全国蚕桑生产和蚕桑教育方兴未艾之际，还支援兄弟省蚕桑事业的发展。蚕学馆在浙江蚕丝业乃至中国蚕丝业改良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生产无毒改良蚕种的同时深入民间，为农民检查土蚕种病毒，指导他们使用改良蚕种。我国的蚕种，数千年来，均系土法生产，不知应用科学检查蚕种病毒，致使品质不能随时代进步。制作优良的改良蚕种，是蚕丝业改良的第一步和关键所在。对此，当时蚕丝界人士已有所认识，所谓\蚕种之优劣，足以左右养蚕成绩与缫丝成绩甚巨，实为决定整个蚕丝事业之基本因素。
林启在《请筹款创设养蚕学堂禀》中，花费不少笔墨，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着力
论证了蚕种优劣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蚕子亦有瘟病，以致出丝不旺，税厘既未能减，蚕业遂以中衰\，而\西人养蚕之法至备，即配种一节，亦有神效。\蚕学馆章程中就有两条专门关于蚕种制造的，一是\广购外国蚕子纸，考验选种配种之法\；一是\颁给谕帖，准学生造买蚕子纸。因此，蚕学馆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优良蚕种的培育制作，并分送农民饲养。蚕学馆通过拣选、培育、杂交，先后试制出一批新的无毒蚕种。浙江蚕学馆在开学的那一年，即制成无病蚕种500张，分送附近蚕农饲育。蚕学馆开创了推广改良种之先河，在它的倡导下，浙江各地区陆续有人集资创办了一些蚕业学堂、蚕种制造场：——制种场所地址每年制种数（张）创立年代办理年数 蚕学馆杭州西湖500－1000189711 桐乡蚕场桐乡300－50019003 乌镇蚕场乌镇100－50019005 崇德蚕场崇德石门300－50019003 ——杭州武林门500－1000190615 ——杭州湖墅1000190710
蚕桑女学堂——500－70019074
钱塘县蚕场初级师范杭州三墩500－70019082 蚕桑学堂杭州西湖1000－200019095
钱塘县蚕种制造场杭州三墩700－1000191111资料来源：吴峻《近代杭嘉湖地区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中国农史》，1998、由上表可知，当时建立了一些制种场，对改良种的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但它们所制的改良种的数量还相当有限，作一项简单的比较，差距显而易见：余杭是当时浙江主要制种中心，该地约有3000－4000户，或者说约70％的人口从事这一行业，每年约出产300000－500000张蚕种。而且，除了蚕学馆等少数几个制种场维持较长时间外，大多数的制种场办理年限极其短暂。以致改良种在最初推广中，由于种场所制的蚕种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尚未取得蚕农的信任，另外又受到土种商的抵制，发展迂缓。就浙江改良种而言，当时蚕种改良的提倡，仅仅只是蚕业学校和有识之士的提倡，而缺乏有规模有组织的种场。不仅如此，另一方面，虽然，改良蚕种开始在蚕桑学堂和制种场生产出来，但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育蚕仍然是以陈旧的简陋方法从事此业。就以临安而言，其\蚕桑一项向称茂盛，近更发达。蚕种多购自余杭，自制者少，人民对于新法养蚕，均以为不便，盖编氓之家，屋宇小而资本微，故惮于效学。即使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农民采用蚕桑学校和蚕种制造场培育的改良蚕种，但仍然是用老方法饲养。连一个日本人考察了中国农村的养蚕法后也写道：\自上海到苏州……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一家所饲不过三斗左右。其方法颇粗，颇像我邦三、四十年前饲蚕情形也。中国饲蚕，多未尽善，其始失于太多，观其撒布桑叶，殆三倍于日本，故桑叶不能继续，及将上簇之前，反不得饱食，以致结茧太薄。又造簇之法，亦未尽美，盖失于窘束。故多为玉茧。余劝中人仿日本簇式，渠云：中国用久，未易改也。盖中国农桑墨守古来之习，不好改变。
这样饲养改良蚕种，就会因为饲养方法不合要求，以致其改良种性不能显现出来。因此，推广改良种必须指导农民改进育蚕方法。在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中，这方面的工作未受到重视，致使推广的改良种未能显示其优良种性，当时推广改良种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与此有关。据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考察，\一般农民甚至不愿白拿那些他心存疑虑的或者他过去已经试验过而发现不好的蚕种\。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养蚕区，传统的习惯势力还相当顽固，它对作为\蚕丝之源\的蚕种改良和其他改革措施，形成一种巨大\惰性\的阻力，使一切改革尝试，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