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指一种至无状态下整体性的和谐。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表明各事物虽然按照自己独有的性分生化，但彼此间又有一种协同相连的和谐关系，统一于天地大化
之中。自然的和谐由此得来，社会人事的和谐亦由此得来。而“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则指国家政治即名教也按玄冥独化的原则实施，是独化于玄冥之境在政治上的自然体现。为此郭象融合儒道两家性分论，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的结合入手，提出了安分而性分自足的思想。即物之大小皆有自性，皆有自身存在的
价值。人是否感到快乐，只取决于自己是否尽其本性，保持个体的独立和尊严，而不在于违反自然，泯灭自性，强与外物为齐，追求那些自己无法达到的目标。人们只要安于性分，自足知足，任性而行，则无需刻意遵守仁义礼乐、忠信孝悌而能自然合乎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本身即来自人之本性。相反，如果因为名利权位等人为地外在因素的诱惑，致使人之物欲膨胀，不知自足，迷失本性，自然与社会、政治的和谐即被破坏，名教也就失去了自然的基础而愈加远离天人之理想。基于此点，统治者在治理天下时，自不可矫情逆心，自作聪明，
强为天下主宰，推行一系列有为之举，而应“不治治之”，即以无心顺应自然，不为物性人情，使百姓自得其性，尽其性分，如此才为治道之本，得天下百姓之心，实现各种关系的自然和谐。由此点出发，天下即可于不治之中达到至治，名教统治也不治不觉地在自然而然状态下完成。
至此，名教与自然的合一终于得以实现，而长期争论不休的自然名教先后本末问题也得以消弭。可以看出，郭象通过性分自足之说，发挥了自然名教本无冲突之旨，对阮嵇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既有继承，又有修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名教自然关系的演变有一个大致的线索。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结束了两汉神学化名教的一统天下，使道家自然原则成为名教的理论基石，这使得东汉末年濒于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了它的活力。但这一理论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强调的崇本息末令人感到儒道在他那里尚未完成有机的统一。阮籍、嵇康出于对社会政治的丑恶现实的激愤，抓住这一矛盾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嵇康鉴于当时黑暗政治而竖起这一旗帜，阮籍则以放浪不羁的行为从实际生活中践履了这一主张。但东晋名士却以放浪形骸为作达，引起裴頠等人的不满和指责。裴頠以其《崇有论》对践踏名教的风气做了有力的批判。他也是名教自然之辩的重要人物。继裴頠之后，郭象以其敏感的洞察力感觉到了社会的稳定是离不开名教所确立的那一套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的。郭象沿着儒道合一的方向而行进，论证了作为人们行为的外在锁链的名教成
为人的内心自然本性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得出名教即自然的结论。经过这番行程，名教与自然之辩在郭象那里进入了高潮。
三 名教自然之辩的实质
名教自然之辩所思考和解答的是一个时代的课题。由于魏晋以来的社会政治
环境，玄学自诞生时起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发展就一直受到人事之干扰，与魏晋政权中的政治是非权利之争纠结缠绕，密不可分，乃至于崇尚名教或崇尚自然往往成为某种派别分野的标志。是名教者以礼法作为迫害政治对手之工具，使名教愈加流于虚伪；是自然者其有为而发的放达任性之举又导致了社会中虚无放诞风气的流行。加上哲学本体尚不完善，玄学在体用、形上与形下之间无法达到真正的
契合，名教自然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也总难以获得满意的解
决。
而也恰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名教自然之辩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使得社会中那些真正坚持儒学思想的士大夫在独善与兼济之间出入儒道，吸收两家之精华，在纷纭之世求得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实现人格上的真正完善。同时通过对名教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建立起一种新自然观基础上的儒家优秀价值思想，并将其具体化为自己的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在“任真”“固穷”与“欣德”之中，得到身心的安顿。魏晋玄学在名教自然之辩问题上的身心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理学在“理”“心”问题上同出一辙。①
本质上说，魏晋玄学家们的自然与名教之辩，都是旨在回答与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和矛盾问题。他们有的侧重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试图以理想矫正现实，使社会秩序复归于和谐；有的则侧重在个体的层面上，以理想批判现实，试图在超现实彼岸去寻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我精神上的自由。二者在郭象那里得到了统一，通过其“独化”观点，郭象为西晋名士提供了一个“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最高理想人格。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乱世，民族分裂，政局动荡，现实中充满苦难。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其中知识分子的痛苦较之其他阶层的人似乎更加沉重，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不止在肉体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心灵上。知识分子习惯于以自己的理想去影响、改造现实，然而历史和社会并不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前进。如果说在太平盛世理想与现实尚有几分弥合的话，那么
在乱世，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则会急剧的拉大，以至于形成尖锐的对立。魏晋之世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由于魏晋玄学士人的理想受到现实的压迫，理想实现的途径受阻，甚至或是失去了可能性。他们的身心不免处于一种极为压抑、彷徨之中，这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忧患之感。这种忧患之感从内容上既包括对社会现状的考虑，又包括对个体安身立命的思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一时代的特定主题——名教与自然之辩便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