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林纾的翻译与桐城文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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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林纾的翻译与桐城文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王子文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3期

摘 要:关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及翻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十分庞杂。翻译爱好者所熟悉的“信、达、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等,对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的研究,始终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1]而从严复和林纾的文人身份,尤其是作为桐城派式微时的代表人物,对其译文命运的起伏进行分析,却鲜少涉及。 关键词:严复;林纾;翻译

作者简介:王子文,女(1990.8-),籍贯:安徽淮北。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历: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1

关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及翻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十分庞杂。翻译爱好者所熟悉的“信、达、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等,对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的研究,始终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2]而从严复和林纾的文人身份,尤其是作为桐城派式微时的代表人物,对其译文命运的起伏进行分析,却鲜少涉及。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其广为传诵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其“译笔甚佳”“文章雄伯”。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研究,从其译本与桐城文章的纠葛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要正确理解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在有必要对桐城派做一个大概的了解。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创世三祖。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由以得名。但后来追随他们的,不都是桐城人。康、雍、乾三朝,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接脉于唐宋八家、明之归有光,以“义法”、“雅洁”之古文称誉百年,赢得时人“天下文章,其在桐城者乎”的羡叹。之后经曾国藩及其弟子推波助澜,桐城文章得以再次风行百年。由此桐城派及其古文,成了“清代文坛之中心”。[3]桐城派虽在清代影响深远,但也争议不断,从讥其“空疏无识”到毁其“桐城谬种”,不一而足。那么它对严复和林纾具有什么影响呢?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98年因《天演论》名声大噪。严复是主张用桐城派古文来翻译的,他在文章中也曾赞扬过桐城古文,严复的译著也确实大有其遗风。如鲁迅在与瞿秋白论翻译问题时称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4]严复本人也曾多次言明自己与吴汝纶[5]之间的师友关系。吴汝纶去世,严复写下“平生风气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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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联。吴汝伦在其所作《天演论序》对严复的译文做高度评价,认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6]由于吴氏当时在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此序促进了《天演论》的传播,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清知识阶级中流行的语言是古文,尤其桐城文章,更以其清新、雅洁执文坛牛首。正是由于“清通”和“实用”的特点,再加上桐城文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通用文体,使得桐城文章成为引入“新学”的合适载体。因实用性强,最早介绍西学的,是学此派的严、林、吴汝纶。胡适说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7]由此,严复、林纾不约而同选择桐城派文章作为翻译语言,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的。 严译名著,不仅文笔过人,更是以其引入的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对晚清以降的仁人志士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此同时,严复同时代,以桐城派文章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是另一位翻译家和文学家林纾。

闽县人林纾与桐城派交往甚密,曾经作文《桐城派古文说》[8]以维护桐城派。他集中翻译了数百部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在当时中国不占主流地位的小说体裁居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桐城派“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9],对提高小说地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胡适曾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道:“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绩。”[10]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因其古文立场而被猛烈抨击的林纾,其翻译成就却是的到广泛认可的。郭沫若认为:“林纾的《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先生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争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者不免有一概抹煞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是有些建树的人物。”[11]

严复、林纾的译作尽管影响十分巨大,但在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浪潮下,也不免被淘汰的命运。讽刺的是,严、林的译作改中国之风气,促进了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读着严复和林纾译作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们,很快就将其抛弃;不仅如此,甚至大有挖其祖坟之势头。胡适曾说过,真正打败桐城文章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而严复和林纾是反对“文白合一”的白话文体的。林纾直至临死还不忘叮嘱儿子“古文万不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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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晚清民初,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文人不遗余力译介西学,为国人提供了思想和文学养分。作为严、林引入西方社科和文学所使用的翻译语言,桐城文章对新文化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然而严复、林纾及其桐城文章终究没有逃过被淘汰的命运。 注释:

[1]、文军 胡庆洪.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上海翻译. 2007年 No.3. [2]、文军 胡庆洪.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上海翻译. 2007年 No.3.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P310,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3月1日版,天津。

[4]、罗新璋 陈应年《翻译论集》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北京。

[5]、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至父,安徽桐城人。吴氏自幼喜好古文,曾拜曾国藩为师。先后入曾国藩幕、李鸿章幕府十余年,后出知深州、天津、冀州等州府又十余年,致仕后,讲学保定莲池书院。-详见《清史稿·文苑》。 [6]、吴汝伦 《天演论序》,《桐城派文选论》。

[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205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8]、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第42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19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11]、郭沫若:《我的幼年》,《郭沫若全集》第11卷第1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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