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经济必须建立私有制，激励机制才会健全，预算软约束才能消除；二是价格自由化，价格必须由市场竞争决定才是供求均衡价格，资源配臵才会有效率；三是财政硬化，不能有太高的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否则市场和价格就不能起到合理配臵资源的功效。19
90年代，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推行休克疗法后，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等种种困难。如何解释休克疗法失败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呢？《宪政》对此所做辩解的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国有制，产权不清晰。但无可否认，乡镇企业对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出口来看，1987年乡镇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11%，到1993年提高到35%。从雇佣劳动力的角度看，到1994年，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1.2亿，比国有企业的1.1亿还多。但是《宪政》认为乡镇企业不是制度创新，只不过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制度的翻版（该文第5节）。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办企业是国有的，中国“洋务运动”中的企业也是国有的，都不是地方政府所有。第二点，日本的官办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当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企图拿来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进入当时最先进的产业。而我国的乡镇企业一开始就面对市场，以获利为目的，发展的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两者之间不管是目标还是产业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进一步从制度的内生性来说，在乡镇企业兴起的80年代初，思想意识形态以反对私有制为主流。乡镇企业能在这种背景下生存，既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容，又能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进步，又何必非私有不可呢？再者，与其选择私有制，却因意识形态的强大而终遭夭折，还不如发展一种中间形态。事实证明，在推动经济发展后，乡镇企业逐步私有化，因为意识形态对私有经济更能接受了，这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相反，如果当年不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得不到发展，那么今天也就等不到发展私有经济的机会了。因此，《宪政》认为乡镇企业这种制度会导致和强化国家机会主义，妨害经济发展的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其次，中国的农业改革在国际上普遍被视为最成功的。但是《转轨》的作者在其英文原作中认为，中国的农业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其依据是把中国1952到1958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往后推，到1978年、1980年代、1990年代，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的农业生产增长率正好与1952-58年的增长率一样，所以认为这种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没什么了不起（Sachs, Woo, and Yang 2000, p.462）。但这种观点是牵强的。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三、四十年里的增长都是无法用三、四十年前某段时点的增长率来外推的，即使是美国的经济，也不能从长期的增长中找出某个时段的增长率，然后划一条直线，就推导出三、四十年后的增长率、并且因为三、四十年后的增长率是一样的，就说这只是恢复性的增长；第二点，1952-1958年是农村生产组织集体化的过程，从个体变为集体，按《转轨》的理论是属于国家机会主义强化的过程，既然对这种所谓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持否定的态度，又岂能将当时的增长率作为正常增长率往外推呢？
《转轨》作者在英文原作中否定的第三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做法，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是一个糟糕的制度(Sachs, Woo and Yang 2000, pp. 471-6)。双轨制固然会造成贪污腐化，但是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以计划来配臵物资；一是按照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机制。前者没有效率，已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后者却会造成很大混乱，原因首先在于，原有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能让他们倒闭，因此，预算软约束不会因为实行私有化而消除，实际的结果是不减反增（World Bank 2002）；其次，市场放开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大量的垄断仍然存在，私有 19
Jeffrey Sachs当时是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后来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时也邀请他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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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的垄断者会乘机抬高价格，造成市场混乱；最后，休克疗法后，原来经济当中的很多经济链条断掉，使生产崩溃，经济剧烈下滑。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和配臵，政府可以继续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避免了经济崩溃和失控危机；同时放开一部分市场，让有自生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虽然在转型过程中，双轨制确实导致大量的贪污行为，但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决策是按照市场价格信号来做的，因而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得到快速的发展，计划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市场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放弃计划轨也就容易，现在除了金融市场以外，其他的价格都已经从双轨制并到市场的这一轨来。
双轨制的存在使国家可以不断利用市场价格来调整计划价格，所以两种价格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双轨制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宪政》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由于，双轨制既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给下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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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事求是地讲是一个远比休克疗法成功的改革方式。
五、结束语
《宪政》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观点是为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作辩护的。本文通过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发现，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不知道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和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虽然后发国家不必像《宪政》主张那样先进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等宪政体制改革成功了以后再来发展经济，然而并不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市场交易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提高了，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这样上层建筑才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后发国家中远大于发达国家，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推行相应的政策，才能使微观主体的经济力量得到最快速的提升。随着微观主体相对经济力量的 20
Easterly (2002)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1960－1979年间和1980－1998年间的发展绩效发现，在前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后一个时期普遍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休克疗法即是按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提出的），但年均平均人均GDP增长率下降为0.0%。Lin和Liu (2003)认为其原因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赶超战略的事实，许多制度扭曲是内生于原来的赶超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先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而遽然替换原来的制度，会使原来的次优结果变为三优、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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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以法治来界定政府和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经济基础也会越来越厚实，后发国家只有在制度创新上，有足够的弹性和活力，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动，满足上述制度创新的要求，才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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