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闻思想及舆论监督思想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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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闻思想及舆论监督思想再探

作者:吴兆喆 袁立辉 来源:《神州》2010年第11期

摘要:梁启超被誉为“现代史林泰斗”,史学是其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学术领域。国内外关于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综论性研究还是专题性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都有突破性的发展。然而,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理论。其新闻思想强调报纸的“去塞求通”作用、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以及新闻教导愚民、振奋民心的作用在当今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舆论监督 去塞求通新闻自由教导愚民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1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当时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他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令人倾倒,他的新颖而深刻的新闻思想影响了整个一代新闻人,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之祖”。2他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93张其昀《梁任公别录》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4 一、报馆有益于国事的定位

当然,把梁启超看作“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祖”,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写于1899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5这里的“道” 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 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 与“不通”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 强” 与“ 愚”“ 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非常重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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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 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他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7 在中国有史以来至19世纪末,如此看重报刊的作用并且理论上论述得如此之深刻的也许只有梁启超!这种对于新闻活动,报业关乎国之强弱的价值的认定实际上其思想本身就显示了中国的某种现代意识的最早觉醒展露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一缕微光!8 二、新民观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重在启民智、振民气,在于“去塞求通”而“有益于国事”的话,那么,戊戌变法之后,他的新闻思想则有了一个提高与升华!这时的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报刊“不应只是一人之报”而应是一党之报、一国之报,甚而至于是世界之报。他从西方的新学新业看到西方发展的动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 这些是他1899年以后新闻思想的核心!9

梁启超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也是他的新闻思想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 “新”字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想。10他在《清议报》中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完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新闻自由观。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执牛耳者。11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已经触及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他对一代新民的呼唤,是对生命个体的发现,是对个人价值的初步确认,洋溢着近代意义上的现代性。

三、办报四原则

梁启超把他的办报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办报四原则。他在《清议报》中提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这四原则制定了言论上的四字方针,即公、要、周、通。和新闻事业的五字方针,即博、速、确、直、述。这些思想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曙光和新的气息。12

梁启超衡量报纸好坏的的四条标准这四条标准也就是办好报纸要坚持的四条原则。第一条标准,在他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他指出“牟利亦宗旨也,媚权贵亦宗旨也,悦市人亦宗旨也”,但都是不可取的。应该以“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那就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概括起来就是“宗旨定而高”。第二条标准他认为,报纸不能用“人人所已知者”和“前人所已言者”来敷衍读者,而应“取万国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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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报纸的宣传思想不可不新,但是在宣传新思想时也要注意“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然后才决定是“全力鼓吹之”还是“摈弃之”。也就是“思想新而正”。第三条标准是“材料富而当”,报纸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在刊登时必须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第四条,“报事迅而速”也就是说报纸要注重时事报道,注重新闻的时效性,“重时事”,“知今为重要”,“费重资求一新事不惜焉”。梁启超在这些论述里丰富了报业的角色内涵,使报纸追求国民最多数人的公益,担负起为国民灌输新知识的任务,这无疑也是对专制力量的挑战。13 这四条标准论述,说明梁启超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及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而这对于报纸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宗旨定而高”和“思想新而正”两条,即使对于今天信息时代的报纸也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四、舆论监督观

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是梁启超。当时,他称之为“名誉监督”,是指民众通过议论、评说等影响名誉的方式施行监督。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弥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少这种自由。梁启超对报刊寄予厚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14,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意味着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梁启超还提出: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

对于报馆如何监督政府,梁启超提出要利用舆论的力量,报馆是舆论的代表,“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自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就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形成健全舆论的问题。在他的《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什么叫舆论、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的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他指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只有“正当之事理而适于时势”的意见才能形成舆论,舆论一旦形成,“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制裁之力”,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报馆要想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也就是说,作为持论者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党派思想和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拨以感情,故作偏至之论。其中前三点是舆论“成全之要素”,后两个则是舆论“保健之要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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