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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新成果
作者：马燕云
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09期
摘要：2011年9月，由陕西出版集团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何炳武主编《陕西书法史》（上、中、下），是书法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着重评价了陕西书法史研究对中国书法史研究的贡献，介绍了作者在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上的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陕西书法史研究；图书评论；文化
近期，受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委托，历时两年辛勤劳作，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何炳武研究员主编，王永莉博士、李巍副研究员参与撰写的《陕西书法史》（上、中、下）三册终于2011年9月由陕西出版集团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之上，对陕西书法史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将陕西书法史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新成果，更为中国书法史学园地增添了一株引人注目的新葩。 何炳武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系统研究上，在《中国书法》、《湖南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西北大学学报》、《新视野》、《南通师范学院学报》、《文史与书画》、《书法赏评》、《华夏文化》等杂志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60余篇。其书画作品曾多次参加陕西省及全国展览，多次参加中日书法交流展、中韩书法交流展、中新书法交流展并见诸报刊。多次在西安及外地举办个人书法展。作品及传略被载入《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等多部辞书中。
何炳武研究员早在《书法与中国文化》（三秦出版社，2006）一书中，就通过中国文化的视角对书法艺术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考察，触及中国书法文化的一些具体内容，为这一题目的正面研究进行了初步准备。之后，又主编并主撰《中国书法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合著《柳公权评传》（三秦出版社，2008）、《中国书法精神》（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09），更进一步为研究陕西书法史打下了宏观考察的基础。因此，《陕西书法史》一书，其正式撰写虽仅历时两年多（据作者后记），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确为作者多年学术积累之心得。本书的另两位撰稿人王永莉博士和李巍副研究员，在何炳武研究员的带领下，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书法史、书法理论的研究和书法艺术的创作，发表论文及专著多篇，在陕西省内外书法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充分显示了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力，是国内中国书法史研究领域里两位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何炳武研究员、王永莉博士和李巍副研究员三位的学术积累和理论素养，无疑为《陕西书法史》（上、中、下）的著述成功提供了有利的保证。本书确是一部内容厚重细密、治学态度严谨、文笔平实流畅的上乘之作。
文章不能算作一篇全面性的书评文章，只是就本书的特点及阅读之后所受到的启发、体悟，并结合书中若干内容，从选题、立论、材料运用以及别具匠心的插图等几个方面，谈些读后的感受，不当之处，敬请作者和有关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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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题 选题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个造诣深厚的史学家，首先就在于他能从纷繁的历史表象中捕捉到对社会有价值、对学术有贡献而又能发挥自己所长的研究选题。有了好的选题，甚至可以说研究已取得一半的成功。本书的选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书法的故乡——陕西（见本书后记），这一特定地理区域作为书法史研究的着眼点；二是结合作者几十年来从事书法创作、研究的实践经验和心得积累。
“中国书法是以笔、墨、纸等为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历经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书法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如何将中国传统书法所托载的巨大文化内涵加以增强？这是作者长期以来从事书法研究所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作者撰写本部著作的主要目的。那么，为何选择“陕西书法”这一选题来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切入点呢？陕西书法家协会雷珍民主席在本书“序言”中有如下论述：“要说陕西是中国书法的故乡，尽管陕西白水有仓颉庙，郭沫若甚至说西安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就是文字的起源，但仍然会有异议……但要说陕西不但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书法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和中国书法的重镇，则是理直气壮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书之从刻在甲骨上，转而铸在青铜器上，全盛于西周的陕西；雕刻在石头上，则开启于秦时的石鼓，全盛于汉代的石碑，何况宋代建立的石刻碑林，就坐落在陕西西安，成为国人向往的书法圣地；三秦大地上，摩崖石刻比比皆是，褒斜的石门，耀州药王山，榆林红石峡，都有石刻传世，彪炳着书法重镇的地位。当书法从刀刻、铜铸转换到以笔书写的阶段，唐代的卓然大家们开宗立派，遂使书法真正有法。此其一。”“其二，在书法艺术的王国里，正是开启于陕西的周金、秦篆、汉隶、唐楷，弘扬了书法艺术的主旋律。”“其三，如同秦代的驰道、直通贯穿南北，汉代的丝绸之路连通东西，唐代的声威远播域内，根植于陕西的书法艺术，也不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承前启后，兼容会通，形成多样的艺术风格。……即使政治中心东移的宋代以后，碑林里琳琅满目的收藏，依然展现出中国书法艺术辉煌的历史。”正是根植于这样的认识和认同，作者才着眼于“陕西书法”这一关键点，深度挖掘中国书法文化的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刻、准确地认识并把握整个中国书法历史的进程和规律。
关于立论通览全书，这部著作体例独特、思路清晰、章节布局合理。
“绪论”中作者开宗明义：“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其发展史与汉字的产生过程息息相关”，“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法艺术充分显现了华夏民族的审美人格和内心世界，并以其特立独行以及源远流长的个性化特点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进而指出“陕西书法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朵奇葩”，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概括性总说之后，作者再作详述：“自西周至民国，陕西不仅见证了中国书法从产生到繁荣、鼎盛的辉煌时刻，也经历了中国书法从繁荣到萧条、没落的惨淡经营。
本书写作体例以时代为序，每章先介绍中国古代书法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作为陕西乃至中国书法史的大事，宋代以后则专节介绍西安碑林发展概况；再重点介绍历代陕西籍，或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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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旅居于陕西的书家的艺术经历及其代表书作的艺术成就，并就其书法思想进行深入剖析。有唐以前，长安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书法资料浩繁，注重钩玄提要，切忌挂一漏万；而宋代以后，政权中心南移，书法资料随之欠缺，遂多方搜集，以免捉襟见肘。对民国时期陕西籍或旅陕书家，以出生于民国、书稿整理结束时已经逝世者为准。（见本书后记）
全书近百万字。围绕上述主题，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五大部分，十八个专题（章）逐步展开、层层解剖。
上册由两部分构成，共五章，是全书的开篇之幕。第一部分，陕西书法的滥觞期（史前—战国），包括两章，即：第一章，史前时期的陕西书法；第二章，三代时期的陕西书法；第二部分，陕西书法的变革期（秦汉—魏晋），包括三章，即：第三章，金文—秦篆；第四章，秦篆—汉隶；第五章，汉隶—楷、行、草（魏晋南北朝）。
中册共有一个专题，即第三部分——陕西书法的鼎盛期（隋—唐），包括七章，即：第六章 隋代陕西书法；第七章 唐代陕西书法；第八章，初唐陕西书法；第九章，盛、中唐书法；第十章，晚唐陕西书法；第十一章，唐文化与陕西书法；第十二章，五代陕西书法。
下册由两部分组成，涵盖六章。第四部分，陕西书法的沉寂期（宋—明），包括四章，即：第十三章，北宋陕西书法；第十四章，南宋陕西书法；第十五章，元代陕西书法；第十六章，明代陕西书法。第五部分，陕西书法的勃兴期（清—民国），包括两章即：第十七章，清代陕西书法；第十八章，民国陕西书法。
关于材料的运用 “史籍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立论的主要依据，犹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数据。史料或数据不足固然达不到科学性的认识，史料或数据不准确甚至错误，则会导出背离真理的谬误。”
本书较好地体现了史学研究的实证性和论从史出的原则，用材料说明问题，从史实中引出观点和结论。全书各章，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虽采用史料丰富，却未有材料堆砌之感，反而愈加引人研读。纵观本书，对材料运用的特点如下：
第一，书中所引材料均为作者一条条积累所成。撰写本书期间，作者不辞辛劳，曾先后奔赴陕北、陕南、关中等处实地考察，遍查与主题相关的书法文献资料、书法石刻遗迹，并参阅古今书史、书论及书法美学的相关著作，相互补照，甄别细选，以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材料为选择原则，选用材料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准确可信。
第二，在面临撰写过程中所遇实际难题，作者并未知难而退，而是持慎重、严谨的治学态度予以解决，如：宋之后，陕西籍著名文人张载、康海等，少有书作留存；苏轼、陆游等书家虽曾在陕西任职，其间却少见书作，而且其书法艺术的辉煌期也并非在陕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