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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契诃夫《套中人》
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套中人》（又译《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898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里面的主要人物──别里科夫，已经是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批评家常常爱把这个人物作为说明典型的例子。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已完全不同，但阅读这个作品，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俄国社会，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旧思想意识，帮助我们革除过时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别里科夫是一个俄国高等学校的希腊文教师，是一个性情孤僻、思想保守，就象缩在壳里的蜗牛一样的可笑的家伙。他出门永远是穿着套鞋和大衣，带着雨伞，即使在顶晴朗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他生怕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生怕会突然下起雨来或结起霜来，使他淋湿或受寒。平时他把什么东西都包得严严的，装在灰色的盒子或套子里，连他的那张脸也老是藏在翻起来的衣领中，从不露在外面。他一生戴着黑眼镜，穿着厚绒线衫，还用棉花塞住耳朵。坐马车总要命令马车夫支起车篷来。他的卧室很小，也象一个盒子。床上一年四季挂着帐子。睡觉总要穿上睡衣、戴上睡帽，还把脑袋蒙在被子里。房里不论怎样闷热，他也不敢打开门窗。就是象这样地躲在被子底下，他还是战战兢兢，生怕会发生什么乱子，生怕他的佣人会谋害他，生怕小偷溜进来，因而睡不着觉或通宵做着恶梦，仿佛受了极大的刺激似的。 他禁忌很多，也很虚伪，大斋的饮食不合他的胃口，他又怕人家说他不持斋，不敢吃肉，于是吃牛油炸的鲈鱼，他认为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食物，可也不能叫做肉。他不用女佣人，怕人家说他坏话，于是雇了一个60岁的老头子──从前当过勤务兵的阿发纳西。
古怪、胆怯、虚伪、孤僻，这是别里科夫性格上的特征。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切新鲜的事物他都害怕。一切事情他都怕它越出常轨，就是新设立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或者一个戏剧俱乐部，他对它也惊惶万分。他逃避生活，脱离现实，歌颂过去，喜欢空想。事实上他所有的一切──套鞋、雨伞、大衣、绒线衫、黑眼镜、塞耳朵的棉花、马车上的车篷、睡衣、睡帽、被子、门窗、各式各样的禁忌，甚至他所教授的希腊文，都成了保护他免受外界刺激和侵犯的甲壳。象这样保守落后的人物，必然要被群众抛弃、被历史淘汰，成为时代的渣滓，最后归于灭亡。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契诃夫说，别里科夫这个形象是以契诃夫故乡大岗罗格初级学校的教员兼学监亚历山大·狄诃诺夫为模特儿的，这个狄诃诺夫，在30年的长时间中，竟没有丝毫变化和发展，每天教着同样的书，说着同样枯燥乏味的话，过着同样平凡而灰暗的生活，他根本没有什么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仿佛纯乎是一架机器 。他也永远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连好天气里也是这样。
然而作者不是限于摹写现实人物，记录现实生活，而是经过广泛地观察许多具有狄诃夫一类性格的俄国知识分子，深刻地分析研究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特征，经过科学的抽象和概括以后，把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创造出来。在艺术的加工过程中，狄诃诺夫这个人物无疑地是被契诃夫有意识地夸张了，这才成了艺术的形象，成了一个这样充分而突出地表现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的典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契诃夫是站在现实生活中间，用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因为这样，他的描写才能够这样真实，批判才能够这样深刻。 他插入了别里科夫差点儿结婚一段故事，对于刻画这个典型是有帮助的。有了这个生动的插曲，这个人物的性格就显得更突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也发掘得更深入，这样也就帮助了小说的主题思想的表现。这一段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这个毫无生气的中等学校晨，忽然来了一个新的史地教员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和他的姐姐华连卡。这两个都是健康、活泼、勇敢、自由不羁的青年，因而他们的到来，仿佛是在死水池里投下了一颗石子；华连卡的歌声和笑声更仿佛是空谷中的足音，惊醒了那些麻痹了的灵魂，唤起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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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总之，大家都被她迷住了；连别里科夫也在内；甚至在经过大家的怂恿以后，别里科夫居然决定和华连卡结婚。他关不多天天都同她出去散步，把她的照片供在桌子上，而且经常找人谈家庭生活，认为婚烟是终身大事，还经常到她家里去看他。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就连这个脸色苍白、身躯矮小，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翻起衣领，睡觉总要挂上帐子、蒙上棉被、关严门窗的好笑的人也是有“爱情”的，也是有生活的欲望的。爱情与生活，就连别里科夫这样的人也能够征服，使他成为俘虏。这也表现了契诃夫的乐观主义，见得契诃夫对于生活是怎样热爱，对于人是怎样充满着信心。 可是别里科夫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他不能丢掉自己的套鞋和雨伞而爬出自己的甲壳，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阴郁和古怪。他虽然也想结婚，但华连卡和她弟弟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性情都和他格格不入，婚后应负的义务和责任也使他十分害怕，唯恐日后惹出麻烦，闹出是非，打破他那死水般的腐臭的生活。因此，不管旁人怎样怂恿，他还是一股劲儿地拖延，始终不正式求婚。而柯瓦连科呢，却是从心眼儿里蔑视别里科夫，常常公开表示厌恶，骂他是爱进谗言的家伙，骂他是蜘蛛，是该死的东西。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结婚当然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
然而这是不是证明爱情和生活的没有力量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这恰恰证明当时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阶级限制，由于本身的软弱和胆怯，一方面固然是无力抗拒爱情和生活，一方面又无力真正地接受爱情和生活，在爱情和生活前面表现迟疑和动摇，畏缩和退却；而对爱情和生活的逃避，也就注定了这些人的毁灭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别里科夫这个人物的命运确实反映了他自己的阶级的命运，反映了当时俄国历史的真实。 他们彻底破裂的原因，说起来也很好笑，甚至荒唐得使人难以置信──在五月节郊游的时候，别里科夫忽然看见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还跟着华连卡，她也骑着自行车。他们姐弟俩都兴高采烈，闹闹嚷嚷，因为这正是春天，而且那一天的天气又特别可爱，他们的心里都洋溢着无比的欢乐。这都触犯了别里科夫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思想。他大为吃惊，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呆呆地站住，好象忽然成了化石。他认为中等学校的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不合规矩，不成体统，是不能容许的。
这件事使他非常烦脑，他竟病了。第二天他连午饭也没吃，傍晚就到柯瓦连科家里去访问他们姐弟俩，一方面解释一下一张漫画里画的事情（那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了套鞋，卷起裤腿，臂弯里挽着华连卡）跟他毫无关系，完全是坏人的恶意攻击，声明他自己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正人君子，一方面告诉柯瓦连科象骑自行车这样的消遣，对于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适宜的。柯瓦连科反问“怎么见得？”他回答说：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即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造，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位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接着，这位“正人君子”还发出更希奇古怪的论调：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么？ 这样的话反映了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比较胆怯一点的人也许会吓倒的，可是，柯瓦连科用来回答这个道德家的说教的，是诅咒：“谁要是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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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使别里科夫恐怖起来，他声明为了防止别人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他要把谈话内容去报告校长。报告校长，是吓不倒柯瓦连科的，柯瓦连科骂他“该死的东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雨鞋一类东西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梯去。 这时恰巧华连卡带着两位女朋友回来了，这在别里科夫，简直比摔断两条腿和拧断脖子还可怕，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生怕这样一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连校长和督学──他的上司们也会知道，说不定又会有什么什么促狭鬼画张漫画，到处传送，到头来说不定还会闹到奉命退休呢。
别里科夫的狼狈相使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就是这个笑声结束了预期中的婚姻，也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过了一个月，这渺小的人物就死了。从此他永远装在套子里，终于实现了他的最高的理想！
契诃夫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这个可笑的人物和他可悲的命运，使这个可笑的人物永远成为人们嘲笑和憎恶的对象。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充分地显示了契诃夫的讽刺天才。 别里科夫所以写得这样成功，主要是由于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讽刺深刻地体现了一种思想。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即使你很久没有重读《套中人》，而且忘记了别里科夫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详细情节，你只要想起这篇小说的思想、只要想到站在生活外面的人们，一个穿着套鞋和翻领大衣、微微曲着背的胆小的人立刻就会在你的眼前浮现出来。（《论短篇小说的写作》）
由于契诃夫对这个人物极端憎恶，他才能这样无情地嘲讽他、鞭挞他，最后终于把他永远埋葬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布尔金所说的话──“我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在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丝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实际上表达了契诃夫自己的思想情感，表现了契诃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柯瓦连科姐弟，特别是柯瓦连科，契诃夫是用赞美的语调写的，在所有这些人物中，他们敢说敢笑，敢大声唱歌，敢骑自行车，敢在大庭广众间吵吵闹闹，兴高采烈，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真实情感。只有他，柯瓦连科，才敢批评当时的俄国高等教育，认为那些高等学校并不是什么学府，而是警察局，里面弥漫着一股沉闷的、腐败的、酸臭的气味，认为那里的教员不是导师，不是教员，而是一些芝麻大的小官僚，他表示宁愿到乡间去捉捉龙虾，教教小孩子，不愿意在这阴暗的环境中死气沉沉地尽呆下去。他当面驳斥死守旧制度、反对新事物的别里科夫，嘲笑他，痛骂他。他显然有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倾向，是渴望自由、追求真理、富于生命力的人物。
至于象布尔金一样的中等学校教师们，虽然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虽然也有一点点自由民主的思想，但他们缺乏勇气，容易屈服和妥协。他们虽然厌恶别里科夫，却什么事情都迁就他，无故减少学生的品行分数，无故禁闭学生，开除学生，甚至同全城市的人一样地不敢大声说话，不敢随便写信，不敢自由行动，他们只是忍气过着雨天的生活，过着套子式的生活，过着在泥塘中挣扎呻吟的生活，在烦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多只能玩玩牌戏，说说废话，混日子，其他事情是一点也干不了的。在这样的一些人物中，这个老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可笑的人物当然可以统治整个中等学校，而且竟统治了十五年之久。象这样，他们和那些因为怕给别里科夫听见而不敢在礼拜天组织私人演戏的虚伪、胆怯、庸俗、鄙陋的太太们和教士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契诃夫虽则带着同情和怜悯的眼光看着他们，可是毫不容情地批评他们，讥笑他们。任何庸俗、胆怯和虚伪，契诃夫都是不能忍受的。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读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勃克尔等等，可是他们却低声下气，忍受这种事──事情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