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给人们贴上助人的标签也能加强助人的自我意象。克劳特（R．Kraut,1973）在进行了一项慈善捐助活动后，对一些妇女说：“你是慷慨的人。”两周以后，在另一项慈善捐助活动中，这些妇女比那些没有被贴上标签的人更愿意捐献。〔R．Kraut(1973)．Effects of social labeling on giving to chari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9,551～562．〕
（二）进行助人的社会化
如果助人是习得的，那么，我们如何教会人们呢？有如下四种方法。
1．教会道德包容
道德包容是将他人看作是自己道德关注范围之内的对象，例如，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对罪犯甚至敌人都给予帮助。与此相对的是道德排除。所谓道德排除是将某些个人或群体看成是个体道德价值和公平规则界限以外的（S．Opotow,1990;E．Staub,1990;T．R．Tyler & E．A．Lind,1990）。纳粹就是将犹太人从他们的道德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因此，对他们歧视、奴役、施以严刑，甚至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
因此，助人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反对自然的内集团的偏见，即助人只限于自己的家庭和部落，而将其范围扩大到关心所有人的幸福。
2．树立助人的榜样
当看到别人助人时，我们更有可能助人。萨拉森等人（T．Sarason， et al．，1991）在全美国的66所高级中学大约10 000名高中生中进行的研究，发现那些亲临血液中心，事实使他们相信输血对病人恢复健康是非常有效的学生，比那些看了由38张照片组成的幻灯片的学生，献血的比例更高。〔T．Sarason，et al(1991)．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increasing blood donation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1,896～918．〕
电视上的正面榜样能促进助人行为的发生吗？研究证明，亲社会榜样比反社会榜样有更大的作用。赫龙德（S．Hearold,1986）对108个观看亲社会节目、中性的节目和没有看节目的被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一般地，观看亲社会节目的人（至少在当时）的亲社会行为能达到50%～74%。〔S．Hearold(1986)．A synthesis of 1043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social behavior．In G．Constock(ed．)．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2,Orlando,FI:Academic Press．〕
3．将助人行为归因于利他主义
对行为的归因影响行为的再发生。心理学研究证明，过分的外部奖励有暗中瓦解内部动机的作用。这被称为过分肯定效应。因此，我们对助人行为的奖励应
掌握分寸，给足够的肯定，但不能过分的奖励，这样促使助人者将自己的助人行为归因于内部动机，从而乐于做好事。巴特森和他的助手（1978，1979）在若干个实验中使大学生同意帮助一个没有报偿能力的人，或在没有任何社会压力的情况下帮助人之后感到自己是利他的。当对他们的助人行为支付报酬或承担社会压力的时候，在助人后感到自己较少利他主义。在另外一个实验中实验者引导大学生将助人行为归因于依从（“我真的别无选择”）或同情（“这个人需要帮助”）。然后，要求学生花费时间去做志愿者，那些感到自己先前的助人行为是出于依从的人中只有25%同意，而那些认为自己是出于同情的人中有60%同意。当奖励有贿赂的作用时就破坏了内部动机，然而一个未预期的赞美可以使人感到自己有能力和有价值。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要不去献血，咱们小组就不能得奖”时，他不会认为自己的献血行为是利他主义的。而当人们说：“你们这么忙，还来献血，真让人感动”时，他感到自己是利他的，而且以后还会这样做。可见，过度渲染和重金奖励是不利于发展助人行为的。
4．了解有关的心理学知识有利于增多助人行为
某些社会心理学家担心，人们更多地了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会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例如，了解了阻止助人行为产生的因素以后是不是助人行为就会减少（K．E．Gergen,1982）？事实恰恰相反，比曼和他的同事（A．Beaman,1978）的实验证明，一旦人们了解了旁观者在场会阻止助人行为的发生，他们在群体情境中就变得更加助人了。〔A．Beaman,et al(1978)．Increasing helping rates throug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Teaching pay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4,406～411．〕由此看来，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是有利于增多助人行为的。
第三节 助人行为的研究与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亲社会行为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许多心理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理论。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拉坦内和达利（1970）的干预模式和社会作用力论
我们前面提到，1964年，在纽约发生的吉蒂被杀事件，持续了35分钟，有38名目击者，却无一人做出有效的反应，包括报警。这一事件之所以特别使人们激愤的一个原因是，一般的想法是，在场的人越多，个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往往是观望的人越多，行动的人越少，甚至无人相助。拉坦内和达利的研究发现，其他人在场减少了人们干预的可能性。他人在场情境的一个重要效应是责任分散。拉坦内和达利（B．Latane & J．M．Darley,1970）的研究〔B．Larane & J．M．Darley(1970)．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why doesn’t he help?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支持了这一观点。
（一）责任扩散实验
1．房间充烟
实验中将一些大学生被试领到实验室，让他们参加讨论有关城市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等待实验开始的时候”，要求被试填一张“预备问卷”。当他们填完两页纸的时候，实验者开始通过墙上的通风孔向被试的“等待室”释放无害的但很恐怖的白色烟雾。在整个6分钟的实验中，一直释放这种烟雾。这个研究分三种实验条件：（1）等待室只有一个被试；（2）等待室里有三个被试，这三个被试互不相识；（3）等待室里有三个被试，但其中两个是研究者的助手装扮的，他们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即看到烟雾什么也不说。研究发现，第一种情况下的24个被试有18人（75%）在2～6分钟内出示报告比其他两种情况下的被试报告（38%和10%）要多、要快。在两个三人小组的被试中，三个互不相识的真被试组中的被试比另一组中的被试报告得快。
2．遭难女士
拉坦内和达利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被试者也是单独或和其他人一起在房间里填写调查表。这次要测量的是他们是否去救助一个受伤的女士。被试处于四种条件下：单独一人；与一个朋友在一起；与一个陌生的学生在一起；与实验者的一个表现消极的同伙在一起。女实验者向被试说明如何填调查表，并送他们到隔壁的房间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被试在填表时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女实验者活动的声响。几分钟以后，突然一声巨响从隔壁房间传来，伴随着的是女人的尖叫和呻吟：“哎呦！天哪！我的脚！??我的脚不能动了??”（实际上是录音）。谁去帮助呢？结果表明，70%单独一人的被试跑去帮助；70%与朋友在一起的被试跑去帮助；40%与陌生人在一起的被试跑去帮助；而与实验者消极的同伙在一起的被试中只有7%的人跑去帮助了。
3．罪行作证
安排男大学生被试单独或与两名其他（实际上是实验者同伙）被试等待会见。接待人员解释说，由于会见要推迟几分钟，为了节省时间，她先把酬金付给他们。她从放在桌上的信封里取出几张大面额和小面额的钞票，给每位被试2美元，并问在场的人是否有人能换开20美元的大票。然后，她将30～50美元放回信封内。电话铃响，她离开房间去接电话。片刻，一个“小偷”（实验者的一名同伙）去偷窃信封中的钱，他故意做出企图掩饰自己行为的样子，而实际上又让在场的被试清楚地看到他确实偷了钱。在偷窃发生后约一分钟，接待员返回。结果，与小偷单独在房间的被试比有旁观者在场的被试，报告发生了偷窃的人数更多。
4．癫痫发作
拉坦内和达利又设计了一个发生不容争辩的紧急事件的情境，证明“即使是在明显的紧急情境下，观察到紧急事件群体中的个人也可能感到自己只有很少的责任”。实验中，让被试坐在一个小房间内，告诉他将要与在隔壁房间的其他人一起参加一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隔壁房间中的一个人说他感到身体不适，头昏，
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使人觉得他激动不安。一会儿听到身体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好像是癫痫发作。
实际上，真正参加实验的被试只有一个，其他的声音是利用录音带模拟出来的。实验条件分为三种：在一种条件下被试觉得他在同另外一个人讨论；在第二种条件下，被试觉得他在同另外两个人讨论；在第三种条件下，被试觉得他是在同另外五个人讨论。实验的目的在于看看被试在三种条件下对发病者采取什么行动。结果如表10-2所示：
表10-2 在癫痫发作实验中的干预与群体规模
到癫痫发作结束曾有过反干预发出时 群体规模 被试全部人数 应 的 反应的百分数的百分数 时间（秒） （%） 2人（被试与不幸者） 13 85 100 52 3人（被试、不幸26 62 85 93 者与其他一人） 6人（被试、不幸13 31 62 166 者与其他4人） 拉坦内和达利的四个实验表明，其他人在场减少了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助人行动的可能性。后一个实验表明，即使在明显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其他人也起抑制作用。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就是说，当也能提供帮助的他人在场时，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责任小了。研究表明，他人的人数越多，越少有人提供帮助。责任扩散就是把责任分给了众人，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就轻了。别人不采取行动便认为自己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了。
通过上述几个实验，我们一方面看到，在场的人越多，干预的人越少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境下，尽管干预的人数不同，但总有人干预。这就是说，虽然情境是助人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更具决定意义的因素还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二）干预模式和社会作用力论（The intervention model and social impact theory）
1．干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