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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之家》与《三姐妹》中女性角色分析
作者：水婷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4年第03期
【摘 要】 本文通过女性视角探究了易卜生、契诃夫俩位世界戏剧大师的名剧《玩偶之家》和《三姐妹》，着重分析剧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及其存在的现实意义，旨在为中国现代一辈年轻女性（主要是80后）提供一些更广阔的认知世界及自我的视角。认为，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才有可能使我们时代的女性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女性应该学会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关键词】 娜拉；女性；独立；自由
“易卜生的戏剧是现代戏剧的罗马：条条道路通往它——也发源于它。”瑞典著名戏剧研究专家马丁·拉姆曾这样赞誉易卜生的戏剧。被称为是“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当之无愧：他的剧作不但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孕育了现代戏剧的发展。其中尤以他的社会问题剧为代表，在这些剧作中易卜生彻底革新了世界戏剧的内容和形式，成为欧洲戏剧史上继古希腊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大高峰。而同时易卜生也对中国话剧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1]
沈雁冰曾说：“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绍的。”鲁迅曾将他与拜伦、雪莱一起称为“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占多数”的“精神界之战士”；《新青年》曾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更是因为《终生大事》被称为模仿易卜生创作的第一人；在五四时期，运用人道主义思想武器来批判封建残余和大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贪鄙专横，追求绝对的个性解放的理想世界的“易卜生主义”曾一度盛行中国，《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被数次搬上舞台。而其中又以《玩偶之家》（1879）最受欢迎。这不仅是因为用“散文式”语言创作的《玩偶之家》对中国当时正在开展的白话文运动有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娜拉作为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十分切合中国现代社会妇女解放的需求。[2]
与易卜生同时代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契诃夫也同样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契诃夫：“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也给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更为高明！”
契诃夫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然而他的戏剧也达到很高的成就，如主要剧作《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深刻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崩溃前夕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彷徨、空虚，生活上的平庸、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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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下来我将对这俩位世界闻名大家的俩部名著《玩偶之家》与《三姐妹》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和比较，旨在为中国现代一辈年轻女性（主要是80后）提供一些更广阔的认知世界及自我的视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因为我个人有着对人生的种种困惑。在我们这样的年龄段，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对于未来何去何从我们常常会感到不知所措。其次是因为在中国当下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上升，社会中男女关系结构也在不断变动。作为新时代女性，我们面临着许多崭新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追随时代大流？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对？当我们所追求的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相冲突时，又应如何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法国的西蒙·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1949）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这就是说女人并不是生来就为女人，而是社会传统习俗和环境氛围造就了女人。波伏娃认为决定两性性别特征的主要原因在社会方面而非生理方面，并且她特别强调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4]借助这一理论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解释娜拉在《玩偶之家》中角色性格特征戏剧性的变化。
剧中开端是一副美妙的家庭图画：海尔茂作为父亲，负责家里的经济来源。娜拉作为家庭主妇，在家相夫教子。一天娜拉的女友林丹夫人突然来访，在交谈中，林丹夫人由于自己为母亲和兄弟作出的牺牲而感到自豪，颇有些轻视娜拉，而娜拉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忍不住道出了她做过的“大事”：在他丈夫病重时，是她自己想办法筹钱救了他。但是她永远也不会让丈夫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她深知：“像托伐那么个好胜、要面子的男子汉，要是知道受了我的恩惠，那得多惭愧，多难受呀！”[5]这充分表明娜拉是理解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在娜拉的潜意识里她已经开始模糊地认识到潜藏在自身性格中另外的一些特点，比如她在讲述自己辛苦挣钱时感叹道：“我几乎觉得自己像一个男人。”[6]
最终当经历了柯洛克斯泰对娜拉的威逼敲诈过后，家庭危机消除，她才认清了那个已经与她共度八年婚姻生涯的丈夫是怎样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后来危险过去了——你不是怕我有危险，是怕你自己有危险——不用害怕了，你又装作没事人儿了。”[7]娜拉醒悟过来，不能再这样做他丈夫的“泥娃娃”了，不能再因为自己的脆弱，需要别人的保护，从而成为他人的附属，任人摆布。她首先是“一个人”并应该学会“做一个人”。[8]最终为了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娜拉离家出走。
娜拉的性格转变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仅依靠男性来维持家庭生计似乎已变得十分困难，为了生存女性需要更多地参与到经济生产中来。娜拉意识到了这个新的局面，并且努力想要对其进行改变。首先她要脱离这个束缚她的“家”，打破传统，获得自由，于是她离家出走。但是她走后呢？她会怎么做？对此作家并没有给出答案。许多人都认为，易卜生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解答，但是本人认为，对于林丹夫人的观察或许会给我们寻求答案提供一些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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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夫人是娜拉的好友，但与娜拉迥然不同——她是一个与娜拉“家庭主妇”形象截然相反的“女强人”形象。在她与柯洛克斯泰对话时她说道：“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现在我回想我一生从来没闲过。工作是我一生唯一最大的快乐。”[9]而当她与柯洛克斯泰达成一致要组建一个新家庭时，她又表示：“现在我的工作有了目标，我的生活有了意义。”[10]林丹夫人的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其生活环境影响的因素，家庭的贫困使她不得不早当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自身本就有这种独立的精神。
美国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的“双性同体”的思想为这种现象做出了恰当的解释。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俩个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双性同体”才是理想的人格形象，双性的和谐是文学创作最理想的创作境况。[11]林丹夫人的身上正体现出了这种男女共同的特性。生理上她是一个女人，她也渴望成为母亲、组建家庭的信念。但是其心理性格特点同时也包含了许多男性化的方面，例如她追求经济上的独立，热爱工作。与娜拉相比，林丹夫人才是一个把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人。
很有可能的是娜拉在出走后不久便又返回家中，因为她无以为生计。尽管她有着想要学习的信念，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她之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又怎样能在社会上立足呢？林丹夫人却不一样。她家境不好，她必须要努力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娜拉呢？她不需要工作，也能好好过活。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的需求也随之而来。说到底，快乐和幸福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不是他人能够给予的。 二
契诃夫作为“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戏剧奠基人”其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同样充满了生命力并且给予新时代的女性以全方面的启迪。彼得·斯丛狄曾在他的著作《现代戏剧理论》中讲到：“《三姐妹》或许是契诃夫剧作中最完美的作品。”[12]而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曹禺一直都很崇拜契诃夫。他曾为了能够阅读契诃夫的原著自学俄语。1957年曹禺到上海视察时，就随身带着一本俄文版的《三姐妹》，“只要空闲下来，总是仔细地读”。那么这本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书中的三位女主角又能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三姐妹》这出戏剧具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它并没有复杂的情节，主要讲述了世纪之交市民阶层普洛佐罗夫一家人沉醉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梦想之中，而弃绝当下的场景。整部戏的发生地点都是在普洛佐罗夫家中，而他们一家人的唯一期待则是去往另一个地方，他们梦想中的莫斯科。他们的生活百般无聊，每天都喊着要“去莫斯科！”[13]却从不行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但他们都只是沉浸在对过去的反思中，却从不采取实际行动作出相应改变。
剧中三姐妹的大姐奥尔加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她觉得“自己的经历和青春，是在一天一天地、一点一点地消失着。没有消灭、而且越来越强烈的，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梦想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