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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悖论认知
作者：贺学耘 唐少君 来源：《读书》2018年第10期
重读楼宇烈先生的《王弼集校释》，颇有感悟。应该说，这部《王弼集校释》是迄今为止学界公认最好的注本，既通俗明了又提纲挈领。王弼的《周易注》在東晋时期被列入官学，他的《老子注》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本中，而其《论语释疑》大都侠失，只有零星片语保存了下来。
曹魏年间，名教已不再维系人心，一些清醒的思想家开始在名教之外寻求思维出路，王弼选择了《周易》《老子》和《论语》这三部代表性的经典作注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其意义是深远的。王弼是魏晋玄学重要的思想家，他以老注易，以玄注老，提出了“本末”“有无”“体用”“一多”“众寡”“动静”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上升到宇宙本体论，从玄学思辨的高度来透视社会、思考现实，其哲学思维和认知模式值得今人研究。
老子在其五千言的开篇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一章注）
这里的“指事造形”，在许慎的《说文解宇·论六书》的解释是：“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周易·系辞上》曰：“造形”乃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显然，可识可见、有形有象的具体东西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和“名”，因为真正的“道”和“名”是不可识、不可见的。按王弼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可道，不可名也”。在他看来，“道”的玄理似乎永远无法言说，虽“道”无可说，又不能回避不说。王弼认为：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故曰：“强为之 名曰大。”（二十五章注）
乍看起来，不可言说又是不可不说了。而真正“字之曰道”，也只能是“可言之称最大”，“强为之名日大”了。这似乎成了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给人的感觉几乎是陷入了一个矛盾的表述之中。这里透出，王弼的解老已经涉及人类认知境界的深层思维了。
人类思维过程是从具象到抽象，从图形到语言，从朦胧的思维形式到感知事物的能力慢慢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出现，产生了文字，人类文明才逐渐脱离原始阶段。文字的进化，最初是图形，不能脱离具象，但这种用图形和具象来表达感情的形式其表现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到后来，离开了图形阶段，走向文字世界，人类的语言能力开始发展。一旦文字表现力很强，语言再现能力深刻，逻辑思维就开始独立了。列维·斯特劳斯说：“一种逻辑，其词项是由心理过程遗留下来的零零散散的观念所组成。”（《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49页）语言思维的发展仍是保留了其先前的痕迹。这就是王弼说的“可道之道，可名之名”，皆是“指事造形”。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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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指事造形”，那就是“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人类在其认识事物，特别是思维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由象形、表音，走向会意，这样不断地向思维纵深发展。
这种发展逐渐分为两种，即精确思维和模糊思维：所谓精确思维是指主体思维在反映思维对象时，对事物做出定性的、精准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事物的规定性有了明确的表述和定性的分析。而模糊思维是通过使用模糊概念、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等认知方式来进行的。它的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给人以很大的“模糊”感，包括解释空间和思维空间，重在直觉地或直观地把握客观对象。这种“模糊”的思维形式，在王弼的玄学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王弼一方面认为，道“故冲之而用之有复不盈”（四章注）；一方面又认为“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老子指略》）。前者指“道”是存在的，万物皆以为用；后者显然是指“道”无影无踪，不可明之，也不可称谓。王弼说：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 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一章注）
这里是说，“无”贯穿在万物之中，就在我们身边。它在“来形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