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是讲“知识即美德”的道德家，雅典是宽容言论自由的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民主政体的典范，为何雅典要判苏格拉底的死刑？正是这个奇怪的问题使“苏格拉底之死”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心病”。据我所知，对它的解释决不少于六种。 （一）苏格拉底代表“真理”，而“真理”抵挡不住“真实”，毒药是“真实”，所以苏格拉底式的“真理被毒药毒死了”。这一问题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由舍斯托夫演绎得极为出色：当人类的苦难比海底的沙子还重时，什么是思维正确的真理？什么是知识正确的德行？另有人如托瓦尔则惊叹：“苏格拉底的死亡中最可怕的是雅典继续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们今天不是常说：“地球照样转！” （二）尽管苏格拉底反对雅典民主法制的内容，但仍然遵守雅典民主法制的形式，甘愿服从判决饮鸩酒而死。因为守法是公民最起码的道德。法的内容是可以修改或改变的，但法的形式改变等于取消法本身。而城邦无法无以立城邦，公民无法无以立公民。苏格拉底的行为既表明他是法的批判者同时又是法的维护者，从而显示了公民最高的德行。伯内特、泰勒特别强调了这种看法。 （三）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会死、能死、赴死的典范。他为自己承诺的神义、真理、原则而死，也为自己承诺的公民职责与义务而死，即为思想言论自由，包括承担这种自由所招致的一切横逆并在此横逆中挺身为一自由人。黑格尔这样说。尼采也如是说：“苏格拉底在我们看来是第一个不仅知道生，而且知道依照 那种知识的本能去死的人。”罗素最后还是忍不往挪偷了一句：“如果他不是相信灵魂不朽，不是相信死后与神同享福祉，我会对他的死表示更多的尊敬。” （四）不少人将苏格拉底的死同基督耶稣的死比较，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因死称义”。我们的孔夫子是知道“杀身成仁”的，可惜天道没有给予他如此悲壮的命运。不同点如让·布伦所说：“耶稣真正地被死亡所占有，他‘经历’了死亡，苏格拉底则是思考死亡。”但需要解释的是，耶稣是在万能上帝的背景上，他要在死的苦弱与无辜中显示“信”、“望”、“爱”，所以他无须思考死亡，只需经历死亡。苏格拉底则不同，他整个是人的背景，他只能用人的智慧和理智超越死亡的恐惧，从而提醒人们注意，他的命运就是赋予存在以可理解的意义，并最终赋予它一个辩护。 （五）美国老报人斯东的看法特别值得一提，他既爱雅典多数人民主制，也受苏格拉底的向由言论与自由承担的德行，为什么偏偏一个所爱要判另一个所爱的死刑呢？为此苦恼而耗费了他最后十年的时间，写了《苏格拉底的审判》结论，雅典仍然是多数人民主制，它毕竟长时间地容忍了苏格拉底反民主的言论，而苏格拉底向来以精神贵族的姿态鄙视雅典的多数人民主，把它们叫做像狗、驴一样的“禽类民主”，而且在法庭上，决不给雅典民主表示宽恕自己言论的机会，使他们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宁可用激怒他们判处自已死刑的方法，既显示自己的贵族自由精神，又给雅典民主留下永不磨灭的罪行。 （六）最令人震惊的要算尼采的“评价重估”。古希腊语言学家尼采对“古希腊国家”早有一番特殊的研究。他发现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对一切都在消逝的现象“为何不是无而仍有存在”的惊异，到柏拉图已转变为哲学家与民众关系的思考，提出“哲学是药物”、“哲人是国家医生”的思想。这一点启发了尼采，他才认为哲学与人民的关系是第一性的，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但只能由少数哲学家来解释，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喻”。苏格拉底的悲剧是一方面主张“知识即德行”只属于少数贵族，一方面又向民众演示传授民主与智慧，结果是导致民众信仰秩序大乱，反使自己落得人民公审向判处死刑的下场。所以，在尼采的眼里，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坚持等级制、反对民主制、智慧不能下移的“反证”。尼采的看法，尤其成为当今政治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资源。 仅以上述六点，大概可以说明，同样一个“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后人读起来，问题的取向立意是何等的丰富。的确，“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问题是看你，有无切中时弊的解释能力。 读书，不仅仅是读“故事”，也不仅仅是了解前人的“问题’ 与“思想”，更重要的，你是否能引出或发现“属于你的”问题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