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18年（昭和4年）的3、4月间，民法总则编已交立法院审议，故立法院长胡汉民氏等欲继而着手起草债权编。对该编之起草亦欲仿总则编之例，先行确定其原则。然此际所遭遇的先决问题便是是否应于民法典外另设商法典，抑或遵循民商法合一之主义。斯事有关民法典编纂之全局，诚大问题也。于此，胡氏会同特别委员林森氏等，历经种种商议检讨，终于同年3月，在第180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议案，主张采用民商一典主义，举议云：“与商事公司、保险、票据及海商等相关之法规，因其所具性质特殊，实无法并入民法典中者除外，余者悉数于民法典中规定之，则可防止法典条规之繁复，以效国民党民权民生之理念。”其时，为审查该议案之当否，会议另推戴传贤及王宠惠二氏为特别委员。既而于同年6月第183次会议上议决采纳上述各委员草就之《民商法合一提案审查报告书》。以下试将该报告书译出。
（一）沿革之原因
以商法为特别法典，独立于民法典之外者，盖肇始于法国路易十四之时。其时恰承阶级制度之嗣，各阶级无不具有其身分法，并结成特别之团体；商人亦形成商人之阶级，商法典自然应孕而生。故商法典独立于民法典之外者，盖出于历史上商人形成特殊阶级之事实也。然于我国，远溯至汉初以来，有关商贾之特别律法弛废已久，士农工商共属一法规制，于买卖、借贷等事，未有别民商而置者。而至清朝末叶，应分立民法典与商法典之议一时纷起；民国成立以来，此议亦行于一部。然此乃无视历史沿革之议也。本来即未形成特殊阶级之商人，兀自以差别对待，其理由究存何处？
（二） 社会进步之原因
若依反对民商法典统一论者之观点言，商法之规定乃为进步，民法之规定则为保守，是故将二者合并于同一法典中，实非便宜。但此种理由若于昔日，或堪言当，而至今日，社会万事，日新月异，如认法律确有需修正之处，理当即行改之，又何泥于民商合一与否哉？譬如英国，民商二典虽无分立，但公司法施行后亦屡屡改之。反之若德国，系采民商二典主义，而其商法典之修正发展远逊英国。由是，则立足法典性质上进步与否，而对民商法一典主义行赞否之论，实不得不谓失当。即便征之于各国学说，主张一典主义之大家亦是甚众，意大利之福沃方特、法兰西之塔勒鲁及德意志之德伦布鲁希等为其著者。
（三）世界交流发展之原因
反对民商法一典主义者或又有云∶商法之规定颇有国际性，反之，民法规定则多国内性，故从此等性质而言，合并二者于一法典中多有不便。然此亦不过囿于旧时见解之偏谬主张也。于如今国际交流自由且频繁之世，此等差别意义甚微。商事法规若更应具备世界大同之趋势者，立法者自得斟酌此特质而善为规定。如是，则因一典主义而将致商事法规立法权之运行受阻云云，亦为不当。
（四）各国立法趋势之原因
意大利为商业发达最早之国家，而于今日，学说支持一典主义最力者亦是该国。又，英美二国可居世界商业之冠，然均未见有关商事之特别法典行世。瑞士亦然。及至俄国，其1893年之民法第一草案、1896年之民法第二草案、1906年之民法第三草案以及1907年之民法第四草案均将民商法内容合并其中。由是，则可见各国近年来立法主义之趋势。更兼鼓吹提倡此主义之学者日益增多。有鉴于此种风潮，民商合一主义实可谓世界性之立法新趋势也，我国不应反其道而独行。
（五）人民平等观之原因
人民之法律地位应当平等，不可因其职业或行为之异同而受特别对待。若强以此等异同而一一制定特别法典，则非但难堪其繁，即便与人民平等之原则亦终相违背。
（六）难以确定民商二典区分标准之原因
昔时各国商法以人为标准，凡与商人之行为有关之规定悉于商法典规定，例如1897
年制定之德国商法典。然于法国，大革命以后，专为某一阶级制定一特别法典之事已非可行，故以行为作区别标准，凡有关商行为之规定尽皆编入商法典中。然而，若径行遵从此主义，则究竟应将何种行为定为商行为，实际上存在极难分别之情形。因此，即使我国设立商法典，为订定其标准亦必将面临更大之困难。
（七）法典编纂体例之原因
各国商法典内容迥异，日本商法典分为总则、公司、商行为、票据及海商五编，而德国商法典却无票据编。至于法国商法典，则将破产法及商事法院组织法亦置于其中。可见体例之分歧颇多。因各国商法典对其所应规定之事项并无一定之范围，故纵欲编制独立明晰之商法典，关于体例亦必难免纷扰。若按法典之形编制，则应先行设立总则，以定共通之原则，而后确定纲目，以编制各编之规定。共通之原则自应贯穿各编而适用之。然于商法，则无法贯穿总则与各编，而为整体之编制。
（八）民商法典关系之原因
即使于订有商法典之国，其商法亦不过为民法之特别法，故买卖契约等最重要之事由悉于民法中规定，同时，民法上之营利社团法人，则应准用商法之相关规定。此皆由于除银行、交易所之类特别事项外，其他方面二法互为牵连之事项甚多之缘故也。强使二法典并立，其理由实在费解。加之，若将民商二典分立，则当交易一方为商人，另一方并非商人时，将倍感法律适用之困难，盖民法、商法关联之处甚多，二典分立，常人实难意料也。
综上所言，观近来各国民商法典之趋势，于采民商合一主义之国，鲜见有主张背弃此主义而另行分立之途者；反之，于向行民商分立之国，主张合为一典者倒是颇多，然尚未见诸实践者，不过出于旧制例行已久，方兴之理论尚难推翻固有实践之由也。然而，世界立法之大势可谓已定。向无作为特别法之商法典的英美等国，亦不过是不具欧洲大陆所谓之商法典而已，实际上有关商人之各种法规无不灿然大备。由是观之，岂非可见是否行民商合一主义，与一国商业之发达并无关系乎？至于今日，我国乃面临革新百制之时，发扬故总理孙文保全民益之旨趣，理应合民商法于一典，此庶几无有可疑也。
自1673年法国商事敕令以降，民商二法典分立既成传统，然对此传统之激烈论战，亦可远溯至上世纪末叶，一时之间，附和合一论之学者不可谓不多，甚或可言已居优势。旋至1881年瑞士债务法成立，宛若胜负已定，斯法既成合一主义胜利之象征，及至最近，1923年之俄罗斯民法亦归依于合一主义。故而，如前揭审查报告书言，所谓民商二法合一主义乃世界立法、学说之最新动态者，虽略有过言之嫌，然时代若倒退数年，亦未必竟至谬误。可惜，时至今日，万难再言合一主义乃有力之说，非独如此，即便谓其全然已为落后之旧学说，恐亦不为过。便如意大利之福沃方特等合一论之宿将，自1925年以来亦改弦易辙，反倡分立主义。如此，则该审查报告书所谓合一主义乃无可争辩之新趋势，中国亦不应反之而独行云云，至少不可不谓已与最新之事实相悖。新学说之倾向，简言之，乃探寻商法之特殊性质，率直承认其别于一般私法之原理者也。既而，民商二法典分立主义，作为其理论之基础，亦自然得以确立。
该审查报告书中将民商法合一主义之各色理由几近囊括，故以下试依次检讨之。 首先，第一项基于沿革之理由。各国将商法分立于外者，非独沿革之遗物也，毋宁说视商法之特殊性质为支持此等沿革之后盾者，方为的论。至于中国，无论向来沿革如何，至少自近世商业勃兴以来，将此等新兴商业活动别于一般私法而为异处之需，乃属至当。反之，漠视此等现实需求，反以沿革为由加以排斥，实可谓不智已极。换言之，既往未将商事法规别于一般私法而为对处者，盖昔日商业活动规模小、内容单纯，以至无需特别处置之由也。而若要据此生套近代之商业，显难相容。
其次，第二项理由主张将商法进步之性质与改正立法之难易分而视之，然而作为民法
与商法规制对象之社会状况，其进展速度本有不同，故对法典改正之要求亦因而不同。若于民法典中规定商法，则将致迟延商法自身改正之虞，此点事实上终无可否认。引英国之例尤为不妥，盖英国独将公司法作为特别法，方易于改正，此恰恰是支持商法特别立法主义之事例也。
进而，有关第三项理由亦是相同，民法之中对各国固有之特色多加保留，商法则反是。以商事活动之世界化性质，商法自身务求国际大同之趋势，经由国际条约等途径，此等趋势将益发增强。故若为因应国际发展之大势计，亦终有将商法特别订立之必要。对于此点，福沃方特氏等特加强调。
有关第四项理由，即立法趋势，已于前述，虽不欲复言，然尚需指出，统一论者所援用瑞士债务法之例，实则并非成功之事例也，非独唯是，毋宁言此乃失败之事例也。故今日之立法趋势绝非合一之途也。
再次，第五项所谓基于平等观之理由，此亦不过皮相之言而已，商法另立，绝计无损法律上之平等观，此不过因应商事关系之需而善为处置耳，全无赋予商人特别地位之意。正如劳动法之制定无违平等观念者，其理一也。
第六项理由立足于区分民商法之困难，唯此点对分立主义而言确系有力之责难。不过，事物间界限模糊者，万物莫非如此，单以此为由，不足否认可与民法判然相别之商法领域尚有存在。唯努力探寻二者之界限方为我辈需尽之责。
第七项理由谓难以将商法编制为有体系之法典。商法既称民法之特别法，不可将其如民法一般体系化，亦属当然。然而，商法并非一无可加以体系化之余地，商法何不可有其独特之体系化途径哉？
最后，第八项理由强调由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之关系而生适用上之困难。然一旦因应商事活动之需而订定特别法规，则此等困难在所难免，与是否将民商合一并无干系。若要避免这种困难，除非压制商事活动之需求，抑或将商法原理强行塞进民法之中，而苟行此二法，不过徒增实质上之不当而已矣。
如上所述，民商二法合一论之主张根据不足。最后，尚有一言欲陈，即中国实现之所谓民商法一典主义，实则并非如瑞士债务法一般，涵盖内容广泛者。其虽将仓库、运输、居间、行纪、隐名合伙及交互计算等包含于民法之中，却更将公司、保险、票据、海商等大部内容失诸其外，而以特别法规定之。此外，有关商业登记、商号、商业账簿等均未有规定（其中最后一项未制定新法，而据民国16年8月12日之国民政府令，暂时继续援用民国3年商人通例之相关规定）。换言之，移植入民法典中者，唯除保险法以外之商行为法并商法总则之一部而已，有关其余诸多内容，未能合入一典，仍以民法之特别法行世。而此等以特别法订定之领域，实则与将民商法分立之效果并无二致，或更为其甚亦未可知。因此，对于上述分立部分，先前有关合一论之批判并不适用，要言之，此等批判仅系针对合一部分之理论基础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