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寡妇》的叙事技巧
旅美作家严歌苓一向以娴熟地运用小说叙事技巧而蜚声文坛。她的小说《女房东》不仅获得了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而且还被评论界高度评价为是一篇“零缺点”的小说。前不久，严歌苓做客新浪网，在谈到小说的叙事技巧时，更是声称高明的叙事应该是隐含在故事叙述之中而不露痕迹的。可见，文艺学理论的科班学习使得严歌苓真正做到了对西方文论和小说叙事技巧的烂熟于心。本文旨在通过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提供一种解读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的方法和视角。
众所周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代表A.J.格雷马斯，在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其中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非反X。这就是说，在格雷马斯看来，文学故事起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了。
以这种“符号矩阵”来分析《第九个寡妇》的故事内容，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第九个寡妇》无论是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上，还是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都暗合了模式中的几
组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利用下图来分解《第九个寡妇》的叙事方式：
首先，我们把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设为X项，那么与她对立的一方就是代表着激进的革命行为和强势的权力话语的史屯政治阶层（其实这也是对国家政治的一种隐喻），即反X项。如此，小说的叙事便相当清晰，它所讲述的是一个民间的地母之神――王葡萄与强大的政治、历史对抗的故事。严歌苓一向擅长于叙述个人的传奇故事，这在她塑造的比较单纯的新移民形象小渔（《少女小渔》），以及多少感染一些东方主义色彩的名妓形象扶桑（《扶桑》）身上都有所体现。这一次，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再次为我们书写了柔弱女子的传奇历史。那个看似“浑然不分”的王葡萄，在运动、革命纷起的当代三十年的历史中，居然以寡妇――这一几乎毫无隐私可言的身份，对抗着社会舞台上的种种缤纷表演，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掩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将自己的公公，被判为恶霸地主的死刑犯孙怀清，藏在自家的红薯窖子里。其间，史屯政治阶层的实力派人物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每次也都在不自觉地上演着“城头变幻大王旗”般的热闹和混乱，却始终奈何不得王葡萄，她还是照常瞪着她那双浑顽未开、不谙世事、胆大妄为的眼睛，自顾自地干着自己该干的事，主意大着哩！
以弱小的个人对抗着强大的政治集体，初看起来似乎毫无道理和荒谬，但细细品味之下，严歌苓恰是以她特有的浪漫主义昭示出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即任何进步的和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在最初阶段总是以弱小的面目示人的。这正如鲁迅当年将黑暗看成是没有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一样。你不能否认，惊醒了其中几个熟睡的人们，铁屋子就有了被摧毁的可能性。王葡萄形象正是隐喻了这样一种自我完善的道德力量，她凭借着生命的自身能力，脚踏实地、自自然然地度过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严峻的生存饥荒，并于其中享受着生命的欢愉和生活的馈赠。像王葡萄这样的生存方式究竟是对还是错？我们姑且不去下结论，我们只是清楚地看到，在小说的尾声中，严歌苓已经不再让王葡萄一个人独守着那个天大的秘密，而是让她和自己身边亲近的人，甚至是一个村庄的人，共同心照不宣地守护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不愿为外人知的秘密。这时史屯的人已经忘却了孙怀清恶霸地主的身份，重新回到生活的真实，他们记住的只是孙怀清的能干和有能耐。这就是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它是人性的复苏与觉醒！是一个民族得以繁衍、生存下去的根本。以史屯党委为象征的政治阶层（这里的政治阶层也是那些外在于“人”本身的体制、制度等的象征）也许貌似强大，但它们只能是一些“外来户”，终究难以在自然形态下的史屯长久地扎根。因此，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