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形成一个类似圈的交易系统，在交易中还伴随一些巫术仪式活动，这种交易就叫做“库拉”。参加库拉交易的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交易伙伴，由于每件手镯和项链都有实际价值，往往要用很多食物商品才能获得。因此，在手镯和项链的传递过程中，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交换。实际上，在这种体系中，人们通过馈赠由贝壳制作的手镯、项链等，来发展他们的个人社会关系，建立个人的地位和荣誉。
3、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库拉交易介于商业和仪式之间，它不是以物易物，而是严格根据风俗信仰而进行的延迟性等交换。这是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它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家对原始经济的虚构。它告诉人们，原始人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们不是非到要交换不可的时候才去交换，也不是只为生活必需品才交换。
4、《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开创了科学的田野工作之先河。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他的研究是科学的民族志研究，即用当地人的语言来描述当地人的生活的民族志。该书中，马岭诺夫斯提出的田野工作中的两条原则受到后来人类学的重视。第一是整体论的原则，他主张田野工作不能只是猎奇，或者仅仅研究一个方面，而是对整个文化的研究；第二是主位法的原则，即人类学家自身对于实践的理解。
库拉圈：指特罗布里恩岛、新几内亚等岛屿的许多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拌随着一定规模物物交换的仪礼性物品的交易圈。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讲述了一种名叫库拉圈的交换仪式在当地人的生活中的意义。库拉交易中主要的仪礼性物品包括红贝项链和白贝手镯，红贝项链按照顺时针方向传递，白贝手镯按照逆时针方向传递，在传递手镯和项链的同时，还举行一系列具有传统性质的社会和巫术活动，这种传递仪礼性物品的交易，即称“库拉”。参加库拉交易的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交易伙伴，由于每件手镯和项链都有实际价值，往往要用很多实物商品才可换得。实际上，在这种体系中，人们通过馈赠由贝壳制作的手镯、项链等，来发展他们的个人社会关系，建立个人的地位和荣誉。库拉圈交换是季节性的，牵扯到海外远足旅行，正是在这种库拉圈交换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交换。实际上，库拉交易的主要功能就是促使上述物品交换的正常进行，仪式性的礼物交换和实物交换混在一起。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人们往往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使邻近的民族结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库拉圈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交换，它已经包含了政治和文化的内涵。 日常生活的不可测量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工作中应该注意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计量性，因为他认为人是能动的，人不仅仅是被研究的客体，所以并不是任何人的动机都可以被约化为可观察的行为，再有，抽象出来的习俗和行为规则可能离真实生活有距离，人们未必完全在遵循这些规则生活。所以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应该强调参与观察的方法论。 《安达曼岛人》
1、《安达曼岛人》是功能能主义的领袖拉德克里夫-布朗的代表作，该书的发表与马林诺夫斯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起，被认为是英国功能主义的开端。
2、布朗在书中描述的安达曼岛人是由核心家庭的20个到50个群体组成，它们不仅没有中央权威，甚至没有地方群体领袖，所以它的社会控制是非正式的。《安达曼岛人》分别探讨了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和巫术信仰、神话与传说，其中，仪式于信仰占了大量篇幅。 3、该书对人类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布朗用土著人的社会关系阐发人类学的理论，明显不用于以往用某些器物、制度等事项来建立人类发展序列的方法。布朗把社会认定为事实，认为它需要独特的方法才能研究。
戏谑关系：1、由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提出，认为一些社会承认某些人或某些范畴人之间的一种特别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相互戏谑、彼此亲密的。2、在这种戏谑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戏谑、嘲弄、无礼甚至侮辱，而对方不可表示不悦，它可以说是一种“被容许的不敬“关系。一般常见于非洲，主要是在父系社会舅甥之间、姻亲之间、
交表之间。3、他对戏谑关系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在戏谑关系存在的社会中，往往形成敬畏和回避关系。敬畏和回避关系指的是，女婿与岳母或媳妇与公婆之间尽可能躲避，其特征是表现极端的尊敬或恭敬，以至于到了双方尽量避免任何接触的地步。布朗指出，戏谑或回避关系都是一种固定而稳定社会行为体系的方法，在这一体系中，互相连接于互不连接的因素得到维持和结合。
《努尔人》 1、《努尔人》一书是埃文斯-普理查德研究尼罗河下游一个苏丹人群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其在人类学领域的代表作，也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之作，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埃文斯-普理查德则试图从非西方的民族中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通过对一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这以前，马林诺夫斯基从个人需求的工具性满足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解释，而布朗则以社会的有机体理论为依据，对社会加以分析。他创造了一代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工作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假设是主张从非西方的民族中寻找人类的共性。） 2、《努尔人》一书所描述和讨论的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组织。努尔人是位于东非苏丹的一个部落人群，主要由游牧人口构成。该书第一部分主要描述努尔人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对牧牛的兴趣，以及这种兴趣是如何镶嵌在努尔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该部分是对后部分——无政府描述的铺垫，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把其所在的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的话，就无法理解这种政治制度,该部分具有生态决定论的倾向。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埃文斯对努尔人的无政府制度进行描述，主要描述了在努尔人中所存在的三种类型的关系，即政治关系、亲属关系和年龄组关系。在努尔人中，政治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地缘关系，表现为宗族体系中各级分支之间既对抗又融合的关系。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他们的亲属关系，而年龄组关系则镶嵌以上两种关系中。本书主要介绍了这三种类型的努尔人群体，其中每一个群体都是一个裂变的系统，它们依照其在裂变系统中的相对位置而得以界定，并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决定自己的行止。
3、不难看出，《努尔人》是一部带有很强的功能主义色彩的人类学名著，他仍然把文化和社会描写成为一个有机体。虽然埃文斯引入了裂变的概念，但是，裂变仍只不过是在一个社会内部的功能整合机制。
裂变原则：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其代表作《努尔人》一书中提出，该原则是在一种无国家的社会组织中被注意到的社会组织原则。在无国家社会中，人们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组成不同的世系群体，以此来确定它们的盟友和敌人，组成不同规模的群体以抗衡敌人。埃文思-普理查德认为，无国家的政治秩序正是构建在这种世系群的裂变原则上。 格拉克曼—冲突理论：
格拉克曼在曼切斯特大学创建了人类学系，形成了曼切斯特学派，该学派以研究冲突、仪式等问题见长。1、反对社会经由巧妙整合而达到平衡的观点，平衡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而是生成与一个正在进行的辩证过程。社会中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原则、以及对立冲突的利益群体，社会并不是直接、巧妙地通过整合来达到平衡的，而是通过对各种对立因素和冲突的有效吸纳而达到平衡的。因此，认为，社会因为分裂和冲突而得以绵延下去。2、仪式上表达出的冲突本质上是社会原则方面的冲突，仪式不仅是在于表现团结和强化人们的集体观念和社会情感，而且还通过夸大社会各种规则之间的冲突来确认社会团结的必要。3、研究重点是探讨社会如何通过有节制的冲突表现而获致平衡的。当一个社会不能吸纳其本身制度造成的冲突时，激烈的冲突或暴乱就要发生了。4、格拉克曼虽然成功的将冲突带入事物的正常框架中，但是他仍然强调社会秩序基本上不会有所变动，因此，他也就仍然不能有效地处理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即社会秩序转型或解体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巴特-行动交易理论：对于行动和行为的区分：行动（action）：从主观意义和动机上看；行为（behavior）：从客观结果看。
1、人是理性的，是有策略的。规则仅仅限定了人们的策略，并不等于真实的生活。2、制度和习俗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只有被人们遵循、实践的时候才看得到。3、文化意识形态必须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切实的行为表现出来才有政治意义。4、政治制度并不是政治活动的前提，相反，它是政治活动的结果；结构并不是某种人们努力维系的东西，而是人们策略无意识带来的产物。5、生态条件、既有的技术、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当然会对人们的行动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但这些外在条件也给人们提供各种策略选择的机会。6、关注社会是怎么样通过人们所做的各种行动抉择来生成和维系的。7、与之前的功能主义学派不同，之前的功能主义学派强调结构、制度怎么样塑造了人们的行为，而巴特则关注人们怎么样通过他们的行动决策，即有关怎样支配和使用他们的时间和资源的决策，来生成、维系和改变制度。8、巴特提出了人类学讨论不休的问题：即结构与能动性、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
文化心理学派（文化与人格）
20世纪30年代，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心理关系的研究。
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米德、卡迪纳、克拉克洪。1、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有别于社会但是作用与社会，社会不过是文化价值的体现。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会反映在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格上。2、基本人格即是一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表现出来的大致相似的性格，做人和是非判断的标准。3、一个社会的整合、团结需要以基本人格为基础，基本人格是社会整合得以进行的基础和条件。4、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于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而个人才是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每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该民族的个人开始。4、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是通过他幼年时期被教养的方式形成的，儿童是成年之父，理解一个社会的育儿方式是理解社会基本人格的重要途径。
本尼迪克特
本尼迪克特是博厄斯的学生，因此她受文化决定论影响颇深，其研究领域主要是国民性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文化模式》和《菊与刀》。本尼迪克特认为，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是由于人类的潜在意愿所造成的。她反对将每一种文化看做单一的模式，强调把握人类各种文化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性。她认为，每一种文化内部都具有多样性，区别不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各个文化的主旋律，而文化的主旋律就是“民族精神”。
《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之一，她在该书中指出人格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不同的文化特征培育了不同的人格类型，这就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着与其它文化不同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即是本尼迪克特所谓的“文化模式”。她将心理学对个体分析的概念应用于对群体的分析上，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样来解释。即每个文化就像每个人一样具有独特的气质。她根据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描述了三种文化模式，第一种是典型的日神文化，他们特别看重社会安宁，鄙视暴力，个人融合于集体之中，不追求个人权势，具有人类同一性和宇宙统一性的世界观。第二种是酒神型文化，他们喜爱强烈感情和心醉神迷，特别重视个人荣誉，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在大胆、虚荣和傲慢方面超过别人。第三种是妄想狂型文化，在他们看来，阴险是善行，嫉妒是美德，对财产具有可怕的排外性，他们全部生活就是要跟无情的敌人作斗争。由于所处的文化模式不同，对待同一事物所做出的个人心理和行为反应就不同。在分析了三个文化模式之后，本尼迪克特阐发了自己对于文化整合、文化模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思考。她强调文化整体观和相对观。此外，她将个人心理学的概念运用于团体的分析，从而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开创了集体心理学的研究。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所做的研究日本国民性的一本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重点探讨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维持关系的主要要素和日本人格形成的童年经验。此书仍然建立在基本人格是由其所处环境的文化决定的，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对基本人格具有形塑作用的观念之上。2、在该书中，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社会结构或日本文化的基础是等级制度，而其社会结构主要是基于人身或统治服从的关系，维持这种关系观念是“报恩”意识；日本人在忠孝观念上与中国人的不同，强调忠，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并不以仁为忠和孝的前提；3、该书主要研究的是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同时也注重研究育儿方式。她认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男性儿童的教育存在二重性，即幼儿时受到如小神仙般的待遇，可以任意发泄自己的寻衅新，但到六七岁以后，慎重与知耻感逐渐加至他们身上，就学会逐步绝对服从。这种教育方法在他们人生观中产生了双重性格，造成人格的紧张，就如同书名菊花与刀一样，日本人可以爱好欣赏菊花，同时也可以手持刀枪用残暴的方式残杀。
玛格丽特·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是博厄斯的弟子，她深受博厄斯文化决定论的观点颇深，主要代表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后来这三部书汇成一本《来自南海》，这三部曲开创了美国文化人类学新的研究模式，即针对一个问题去进行田野工作。之后，米德还开创了影视人类学。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总结了三个部落的性别和气质特征，认为人类的天性是十分温顺的，具有可塑性，并可以不同地应变外间环境的变化刺激。因此，人格的差异取决于社会条件，尤其是个体发展过程的早期条件，也就是育儿方式，因为每一代男性和女性都要在文化机制的作用下，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萨摩亚人的成年》1、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三部曲之一，她师从于博厄斯，因而受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颇深。在该书中，米德力图描述萨摩亚的青年在青春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同于西方社会年轻人在青春期表现出来的不安、焦虑等行为。2、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生活描述基调从一开始就是轻松而愉快的，无论是他们在日常生活，还是生产生活，或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关系、甚至是性关系都是轻松而愉悦的。正如他们对待人格的态度，总是用“有情可原”和“无缘无故”来区分。米德重点描述萨摩亚的年轻人在经历青春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她描述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而言，爱情无疑是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他们享受除了正式婚姻以外的两性关系和私通关系，而他们对于这些关系却不必感到内疚，反而却是轻松愉快的。从而，米德得出结论：萨摩亚的年轻人虽然同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在生理上都要经过青春期的变化，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像西方社会的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由于性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不安、焦虑等情绪，相反却是轻松愉悦的。因此，米德认为，那些所谓的青春期行为并不是由青春期这个生理因素所决定的，而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该结论无疑支持了博厄斯文化决定论的观点。3、此书使得美国社会对于他们所持的对于性的态度进行一种反思，使得其态度有所改变。
弗里曼和《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1、这本书出曾在拥有最广泛读者的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引起了一场反响强烈的争论。此书试图揭露米德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弗里曼声称自己断断续续地对萨摩亚进行长达40年的调查，发现在许多方面萨摩亚完全不是米德在她的书中描绘的那样；2、弗里曼不仅针对米德在书中涉及到的生活侧面进行一一反驳，而且试图分析出米德曲解的原因。总之，弗里曼指出米德代表了一个科学的丑闻，它使读者了解到，他们被知识的不准确性和欺骗性所起迷惑；3、我认为，弗里曼批评得自有它合理的一面，比如，他指出米德过多地受到博厄斯文化决定论思想的影响，在“先天-后天”的争论中，她急切地想证明博厄斯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这无疑使她对与她观点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而且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萨摩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这意味着米德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以及信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