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鞅变法的法治思想
一、商鞅变法与法治思想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秦国君主时，秦国国力远远落后于关东六国。秦孝公广求天下人才以治秦强秦。主张法治的卫鞅入秦准备向孝公推荐自己的变法主张。\卫鞅向秦孝公列举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之道，孝公和卫鞅互相经过的谈话，排除了帝道、王道，选择了更为直接彻底的霸道以图强秦。霸道正是卫鞅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孝公所期望的治国之道。法乃霸道核心，离开法霸道无从谈起，采用霸道治国之路成功与否，其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以法治国，是否坚持法的绝对权威\。卫鞅和孝公坚信法治能使秦国繁荣强大起来。
法治思想的核心便是以法治国，该理念最先由法家先驱管仲提出，管仲坚持运用法来治理国家，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地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的治理好这个国家了。继管仲提出法治思想后，法家逐渐分为法术势三派。卫鞅与管仲法治思想一脉相承，此处的法的特征概括说来就是赏功罚罪治理臣民之法，逐渐用\法治\来取代\人治\。\以法治国\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国家强盛。
二、法治思想在变法中的具体表现 （一）、君主立法
商鞅坚决主张国君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以保障变法的进行，君主的至上权威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君主立法的重要保障。一切源于自秦躁公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操纵了国家的政权，少数庶长甚至可以任意决定国君的废立，争夺君位的斗争也时有发生，造成国君更替不迭，君臣乘乱的局面。后菌改杀出子，迎接回公子连即位，即秦献公。公元前362年献公卒，其子孝公即位。贵族在秦国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利，国家大权还没有真正绝对集中在君主手中。卫鞅入秦便向孝公提出了法治的治国之道，孝公也支持根本性的变法，但是迫于旧官僚集团的强大的阻力，孝公和卫鞅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为变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只有将立法权和法令解释权集中在君主手中，才能避免政出多门，确保了法令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在之后的具体变法中，所有法令必须经过国君的确认才能发生效力，国君享有法令的最高解释权。 （二）、功利主义
变法制定法令犹如一把双刃剑，利益和弊端是并存的，所以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到它的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这无疑是法家的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在立法领域中的反应。[2]变法主要结合了先秦功利主义的传统。在社会经济方面，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关东各主要诸侯国的生产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秦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秦国军队使用的武器大多也是青铜
武器。在秦国，国人能接受大规模的变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渴望生存、渴望强大。在历史方面，\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嬴秦原是渭水上游河谷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秦襄公才被封为诸侯，立国\丰岐之地\。地处戎狄环绕中的秦国从建国开始，不仅没有受到商周先进的伦理文化的影响，反而融合了戎狄的落后风俗，这种风俗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性。变法考虑的功利性就在于权衡利弊，利大于弊时就可以施行。实施变法之利在于，对庶民和国家有利，变法才具有广泛的支持者和推动力。实施变法之弊端在于，贵族失利，变法因此而受到较大阻力。显而易见，秦国改革变法乃形势所趋。 （三）、厚赏重罚
刑罚的轻重应随具体的国情而变。《尚书.吕刑》记载：\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有云：\刑兴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点\卫鞅认为依靠法治理好秦国的主要方法是\厚赏重罚\。正如《商君书.修权》所言：\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3]110卫鞅认为赏是加恩，所以为文。刑是为武，所以为武。赏刑并用，就是文武并用，是法治的两个主要内容。概括的说就是赏加于有功之人，刑加于有罪之人。功罪都依照法律所规定。主要适用农事、战事、纠察奸人及其它方面。卫鞅以重刑治秦，使得\秦人皆趋令\、\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卫鞅以重赏治秦，对努力从事农战有功的人实行重奖，结果人们都勤劳务农、拼命作战，此之谓：\重赏之下，必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