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持数字离散观点的学者一方面认为：新技术不能够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导致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穷者、信息活跃者和信息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认为网络互动往往阻碍而不是促进公民的参与，比方说网络容易导致信息的碎片化，言论的非理性化和观点的两极化，而这一些与民主商谈的本质相距甚远。
因此总的来讲，关于网络赋权的问题，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乐观与悲观的立场，理性地看待互联网对政治运行和公民参与的影响。
6.1.2 社会运动
关于情感动员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去探讨。学者们把社会运动的理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做非理性假设阶段（19世纪末至1960年代）。
最初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剥夺感和不满情绪这样的一些非理性因素是集体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动因，这样的集体的行动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代表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他把群体行为诬蔑成为一种暴民行为，具有贬低民众抗议的的意识形态特征。 ?理性假设阶段（1970年代至1980年）
随后，学者们发现社会运动在1960年后的美国不断增多，但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或者说是社会上人们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情绪的增加而导致的，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发展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资源动员理论对资源范围的界定是比较广泛的，它既包括有形的资金、场所、设施、成员，也包括无形的意识形态、领袖气质、组织技巧、合法性支持等等。
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资源总量的大小及其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正相关）。 ?社会建构论阶段（1990年代至今）
这一理论对之前的非理性假设理论提出了批判，肯定了社会运动的合理性，但它的发展也使得社会运动理论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它只注重社会运动的组织，而忽视了文化和情感的因素。正因为这个原因，从80年代末期开始，文化分析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慢慢兴起，强调文化在社会运动当中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认为正是政治文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进程，而政治文化是由语言、意向、修辞这样的一些象征实践构成的，所以社会运动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这也成为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社会建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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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社会运动的情感动因
社会运动的文化分析包括很多方面，比方说传统、习俗、仪式、话语、情感等等。 对于情感动因的研究： 【情感规则】
学者霍赫切尔德的《受管制的心》：对于人们这种情感规则，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情感劳动进行了相关研究。他通过对于航空公司服务员的情感表达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管理方式已经从对劳动力的剥削深入到了对人的感情和内心，例如空乘服务员无论内心如何痛苦都必须对乘客笑脸相迎，霍赫切尔德将这种劳动称之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其规则是一种由社会制定的情感规则。这种情感文化迫使个人要管理他们的情感，要根据场合压制或者可以制造喜怒哀乐的情感。 霍赫切尔德关于情感的论述说明情感它不光是一种感性的，它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的，更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因为社会文化而异的。 【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
学者霍尼斯在《为承认而斗争》当中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力量，他认为社会冲突的背后其实是有一套道德的语法的，那么社会秩序的维持是靠人们的相互承认。而承认有其不成文的规则，当这些规则受到侵犯的时候，受侵犯者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便受到伤害，导致情感受损。因此，当人们因为感情受到激发而参加集体行动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理智，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原则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他们的抗争是争取承认的斗争，也是争取认同的斗争。
6.1.4.1 动员机制-悲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的杨国斌教授通过对中国网络事件的研究，发现网络事件存在两种情感动员的机制；一种是悲情，一种是戏谑。 【悲情】
悲情常常伴有同情，义愤，往往涉及到和弱势群体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和山西黑砖窑事件，2009年70码事件，都是以一种悲情的方式来进行情感表达。
6.1.4.2 动员机制-戏谑
【戏谑】
戏谑是一种用调侃和幽默的格调进行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网络狂欢，比方说网络神兽，歌曲《我不想说我不是鸡》歌曲的走红，胡歌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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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所以成为有影响的网络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戏谑性质，给网络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它所调动的情感因素是滑稽和愉悦；另外一方面，它也给网名提供了一个对小人物表达同情，向权威表达不满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投入，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广泛的参与程度。
6.1.4.3 动员机制-道德震撼
经过对以上个案的分析，我们能够感受到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道德震撼。这些个案都表明：网络事件的发生，它不是依赖资源动员，也不是依赖政治机会，而是在于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通常能给人道德震撼的帖子，就能够激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力量，从而刺激网络互动，酿成网络事件。所以网络事件之所以会成为事件，吸引广大网民的参与是因为他们从情感上被打动了。越是那些触及公民道德底线的事件，往往越具有震撼力，也就越能够打动人们的情感，从而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事件。当然，从这样一种情感动员的机制，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审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 【反思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的公共领域其实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不仅把妇女、工人和下层社会的人排除在外，而且过分强调理性的话语，忽略了交际当中的情感和修辞成分。公共领域并不是冰冷冷的话语，激情反而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活力，所以，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该是有激情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社会。 【学者介绍】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视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6.1.5.1 微博参与-校车事件
当我们探讨新媒体的政治影响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当前大家广受瞩目的微博参与问题。以“2011年11月16日甘肃校车事件”为案例，网民在微博上发起了“全民晒校车”表达自身立场态度，也给政府决策施加压力，提供参考。
6.1.5.2 微博参与-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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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网民最先都是从微博上了解相关信息，然后是门户网站，最后才是电视、报纸这样一些传统媒体。微博已经成为广大网民首先获知公共事件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另外，关于我国公共事件事件的知识水平不容乐观，经过研究。女性、低收入、使用微博频率越高，参加微博讨论越多的群体，对这个事件了解也越多。
6.1.5.3 微博参与-行为模式
经过因素分析，析出下列四种微博参与形式： ?【微博动员】主动去动员其他人去参加某种活动 ?【响应动员】被别人所动员参加
?【信息生产】用户在微博上主动地发布一些新的信息 ?【信息转评】用户转发和评论别人的信息
频率排序：微博动员 < 响应动员 < 信息生产 < 信息转评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微博上进行参与的这些行为呢？】 【主动动员】 ?网络时间（负相关） ?参加微群（正相关）
?感到震惊的情感因素（正相关）
?事件知识：了解事情越多，越容易去动员别人 【响应动员】 ?年龄（负相关） ?学历（负相关）
?微博使用的时间（负相关）
?微博讨论（正相关）感到恐惧的情感因素（负相关） 【信息生产】 ?学历（负相关）
?感到愤怒的这种情感因素（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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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知识（正相关） 【信息转评】 ?年龄（负相关） ?微博时间（正相关） ?微博讨论（正相关）
?感到愤怒的这种情感因素（正相关） ?事件知识（正相关）
所以，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人们是否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微博参与的行为，同样我们也探讨了对人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人们的社会观念，会有那些影响？ 我们发现：信息生产越多，会降低人们的这种微博效能感，就是认为微博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某种目标的这样一种信息会降低；信息转评会降低人们的社会信任，也降低人们对中国民主的满意度。
6.1.5.4 微博参与-研究结论
【小结】从以上个案研究当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微博成为公众获知突发事件的主要来源 ?知识沟现象因事件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公众微博参与的程度有限
?情感和认知因素显著影响微博参与度 ?微博使用对社会满意度有负面影响 ?传统媒体影响甚微，公信力堪忧
6.2 网络治理 6.2.1 网络治理
【治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综合，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网络治理】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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